[论文关键词]儒家，道家，禅宗，后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怀着对人类美好家园丧失的深沉忧患，反对人与自然对立、主客分离、人与人疏远，主张人人和谐、人神一体、天人合一，这为人们反思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价值。

　　哲学的“后现代性”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是对工业化、现代化负面后果的理论反思和质疑，它致力于对人与自然对峙、主客二分、人与人疏离、自我分裂等“现代病”的“治疗”，力求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以儒、道、禅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怀着对人类丧失家园的深沉优患，强调天人合一、人人圆融，其致思主题和精神为现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启发，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价值。
　　一、偏家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原始人类的存在状态是一个天、地、人、神不分的整体，就社会而言，政治、经济、文化也是未加区分、互相涵容的，人类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谐的。诗、书、礼、乐共同交织成人类存在的状态。传说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个“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世界，没有分裂，没有剥削，没有私欲，没有异化，有的是和谐，有的是诗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与酣畅。
　　然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谐，人类从圆融之家走向武力纷争的世界。春秋战国时“天命”动摇，“周礼”崩溃，整个社会处在动荡无序状态，金钱、权势、富贵与虚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界失去了诗意和神性的光辉，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圣爱与亲情，功利价值成为判断一切行为取向的标准。冷酷、偏私、邪念、奸诈、计较、虚伪……成为现实人性的合理本质。人与自然分离了，人与人分离了，从而人心唯危，焦燥与疯狂塑造着作为流浪汉的人类。
　　人类存在之家的丧失，必然引起人们的优患，引起人们对家的思慕与重建。孔子创立儒学，以复兴周之礼乐为己任，依乎天地，开发人心。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绳，“知其不可而为之”，致力于天人合德、宇宙圆融、家园的重建。据《左传》记载，孔子在与人们讨论何为礼时强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在他看来，人心皆有仁，所以人人皆高贵，是故“礼不下庶人”的阶级歧视就应当抛弃，由此他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令刑施，而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化礼治。
　　孔子之后，孟子说性善，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当客观秩序已全面解体之时，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个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说性恶，当礼坏乐崩之世，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把邪迷的人们带回到“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的礼义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临物欲横流、私心泛滥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面临佛道“空”“无”说的挑战。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反对“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从而确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在他们看来，人类迷失了“家”，并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归”，关键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讲“依于理”，陆王(陆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为“迷路人”寻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历史进人近代社会，西方在“理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推动下，物质文明取得突进，“科学万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战争，打破了人们的美梦，一时间人们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启超所指出:“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人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去罗针的海船遇着雾，不知前途总生是好。”对此，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铺的物，没有立体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说死的事实，不说活的理想。梁启超感叹到:“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却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因此他们主张复兴儒家文化，以东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为“精神饥荒”的欧洲人提供指路明灯。熊十力曾明确道出此意:“今日人类，渐人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东方学术不可。”这就是说，在新儒家看来，只有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现代人分裂和堕落的良方。
　　二、道家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文明之初，天人分裂，芸芸众生上下浮沉、悲欢离合、辛酸苦楚、迷迷惘惘，流荡于愚昧与黯慧、妄念与真理、表相与本体之间而不能自拔，最终难以体会到人生的真趣，日益离家失己，背井离乡。他们偏于一役，片面僵执，“恃”、“宰”、“有”、“居”……，栓身于“仁义”、“孝慈”、“忠贤”、“巧利”……。总之，落入了有限的器物世界，永远体会不到无限的自由。

　　老子是忧患“道废”、“朴散”的第一人。《道德经》一书尽展执于两端的分裂现象，强调渊渊无形的圆足本体。执于两端，则“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撅。这是大道废、“一”分裂的结果，“朴散则为器”，器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功利世界，而存在之家、存在之根是“道”—消除对峙、涵孕一切的道，即“无为而无不为”，“为而不恃”，“以无事取天下”，“长而不宰”，“行而不有”，“功成而弗居”。 　　如果说老子的《道德经》目的在于消弥有限，其手段是两端的辩证双向往反(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仍含执着，偏重生成。那么在庄子那里则彻底消弥了这一切牵强与执着，归至精神于无始，神游无何有之乡，弃小知，绝形累。在庄子看来，闻道之人，能“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人于不死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总之，要忘我、忘物、忘适，以致忘“忘”，由此可见，庄子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时空的有限性而人无何有之乡，从而神游于无待的逍遥境界。人对时空的超越就是对有限的超越，因而就消除了“人为物役”的异化境地，既不为仁义所拘，也不为技术所制，财富、权势、野心、贪欲等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就自得消解，还人与天地以神游的至德之境，摆脱了一切“物役”从而获取了绝对自由:无意志、无愿欲、无人格，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从而实现了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的同一。老庄哲学的致思主题因而就是对“朴散”、“道废”的拯救，使失落于“有限”、“有待”之荒原的人生复归于“无限”、“无待”之故乡。
　　三、禅宗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禅宗的致思主题在于，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皆出于把一个真实而绝对完整的东西分裂为两半。人们忙碌于现实世界的事功争斗，用心于对人与自然的逻辑抽象;人类作茧自缚、自设牢笼，执着于自我中心，沉迷于营苟偷生，这是人类原罪的先天状态:“业”与“惑”。宗教的使命就是对这种原罪性分裂的弥合，是一种终极的眷注，指向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圆足的境界。
　　中国禅宗所关切的主题虽与儒道一样是本体的分裂，但又具有历史的特殊内涵，主要表征于三个方面:其一，经籍符号的外在权威与佛僧内在精神的分裂。一千二百多年的印度佛教与绵延六百多年的中国佛教，两者各自所拥有的浩翰经卷，以及林立的宗派和无数高僧。作为中国佛僧，语言翻译把他与“西天真经”又隔一层。文字符号与人所构成的精神物质世界，在任何个体僧侣面前都是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而宗教信仰的性质又使这种权威甚至包含着对个体残酷的专制性(宗教裁判与革除教门)。其二，体验与智慧的分裂。
　　作为体验之“定学”的禅，与慧学“般若分立，后者只关教理，成为义学。”佛僧们终生“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佗际”，勤于义理格致，而丧失了生命价值的终极追怀，危及、蜕变了宗教自身的性质:知性思维对体验的排挤削弱了宗教感情，外在权威与个体的对立又缩小了宗教的大众性。其三，宗教自身的悲剧性分裂。本来，宗教是以弥全人类的本体性分裂为目的的，但它却建立起了世俗界与宗教界的二元分割，割裂了人类精神生活与其基础和根据的一致性，使自身成为终极领域并且鄙视世俗领域，使它的神话、教义、仪式和戒律成了终极标准，并迫害不屈从于它的人。这是宗教自身的异化:它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是人与自己的真实存在悲剧性分裂的结果。这种异化的结果带来了自身的危机:成为世俗世界反抗宗教的理由。而这既是宗教的不幸，也是世俗的不幸，因为它们都基于分裂的一端，都忘记了它们的不可分割性。
　　禅宗在中国的出现正是为此而行补偏救弊之功，召唤人们对圆神整体的体验。针对“外求”、“自失”的分裂现状，禅宗大倡“明心见性”，“发明本心”。慧能因其无知而致其知，“无知”使他不失其自性圆足，自性圆足则佛性圆足。在他看来自性不归，无所依处;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所以他强调:“佛向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从而消解了“定”、“慧”分离的局面，达到了“戒”“宝”“慧”“三学”一元:般若智慧化了的禅或禅化了般若智慧。它既是修身养性，又是义理思辩;既是感性色相，又是最高本质;既是主观内省，又是客观外求;既是一己个体，又是大千世界。禅，就是人全部生活本身。从此，禅走着“破执”、“破惑”、“破破”的路，不断剥蚀自作之茧，而还人一清新朗照的佛的天地。
　　儒、道、禅都是对“人为物役”的反思，都是对人类丧失精神家园的忧患。重建家园，打通隔阂，是它们的使命。其致思主题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后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