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廉价的比较优势和长期实行“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我国自1995年以来一直保持了贸易顺差的格局，且差额呈逐步加大之势。2005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1019亿美元，比上年净增699亿美元。巨额贸易顺差为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资本和经济安全保证，但随着宏观形势发展特别是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贸易摩擦激增，并局部上升至政治、外交层面；国内资源供应紧张状况加剧，环境污染严重；顺差结汇占用大量基础货币，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顺差形成的资本净流出和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内流，本质上是以海外低收益资产替换国内高收益资产，资产收益损失巨大。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从目前来看，实现贸易均衡，有两条途径可供选择：一是放弃自2005年7月开始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或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估算的人民币汇率使人民币升值，以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达到减少出口、进出口均衡的目的；二是在坚持自主汇率制度的前提下，主动调整相关政策，在保持外贸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

如果选择第一种途径，即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或完全可自由兑换，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还无法适应，极有可能导致弊远大于利的严重后果：随着出口受阻，产品大量积压，外向型企业开工不足，工人失业，居民收入下降，接踵而至的是外资抽逃，内需萎缩，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动荡。1980年代后期，日本迫于美国压力使日元升值，结果日本经济停滞了十年，况且目前我国人均GDP不及当时日本的1/10。此外，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教训也十分深刻。因此，第一种途径是行不通的，不能屈服于国外某些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让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当然，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适当地升值，也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目前，惟有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动调整外贸进出口、税收、价格、劳动、环境、资源等政策，实现外贸增长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缩小进出口差距，才是实现贸易均衡目标的正确选择。

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

缩小贸易差额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进口，进口同样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出口是手段，进口才是目的。然而目前扩大进口还面临一些障碍，主要是部分商品的关税水平仍然偏高、进口程序繁杂以及国外的出口管制和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等。

我国已确立了扩大消费需求的经济发展方向，并着手制定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国内消费需求也随着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富裕阶层的出现，呈现出高档化、享受型趋势。与之相适应，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首先应着眼于适当降低部分消费品包括奢侈品的进口关税，向国内居民开放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并简化商品进口和公民出境游的审批程序，放开境内居民个人换汇。其次，鼓励和支持企业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人才智力，并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发挥外贸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应有作用。在这方面需要做好外交等全方位工作，积极争取有关国家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再次，增加资源性产品进口，通过政策引导、行业协调，支持企业加强进口联合谈判，集中订货采购，掌握大宗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主动权，建立对国内产业有重大影响的资源性产品的战略储备。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引导企业运用长期合同、期货贸易、战略合作、参股控股等手段，实现进口多元化并建立稳定可靠的供应基地，提高境外资源利用能力。

提高出口商品的劳动成本

提高劳动成本主要包括增加工资、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劳动条件等。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为1200美元左右，仅相当于日本的2.1%、美国的2.2%、德国的2.8%和英国的2.9%，相当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5－15%。农民工作为制造业员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1.9%。社会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更是有天壤之别。2005年全国人大在开展《劳动法》执法检查时发现，国内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还存在着克扣和拖欠现象。大多数非公企业员工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工人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高，超时加班普遍。

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是目前的国情，也是优势，但如果滥用优势、以损害劳动者利益来换取竞争优势，就与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也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通过完善法律和政策规定，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具体讲，一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低于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具体数额由省、市政府确定并公布。二是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此外，还要加强对现行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引导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社会保险投入。目前沿海许多城市为摆脱“招工难”的困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一些企业因招工不足而提薪，虽属被动无奈之举，但毕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仍不失为一良好开端。

提高出口商品的资源、环境成本

近几年，在出口快速增长、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的同时，国内煤、电、油、运也开始全面紧张，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越了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原油、铁矿石进口的依存度都已接近50%，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大于环境容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第二。我国是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但资源价格一直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既与国际市场价差很大，也没有反映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有的还出现价格倒挂现象。现行资源税在税基和税率设置上也不尽科学，没有体现出资源短缺的国情和对保护资源的鼓励。资源低价、环境无价，成为“中国制造”超强竞争力的又一支撑因素。

国家已经确定了现阶段价格改革的重点，就是尽快理顺和完善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状况。除此之外，还应抓紧修订资源税条例，开征燃油税。同时，要研究建立环境影响的成本核算体系，提高环保标准及排污收费标准，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完善环境补偿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经济调节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调整出口税赋政策

2005年，我国对纺织品出口实行征收关税措施，主要是防止配额体系取消后纺织品出口冲击美欧市场，运行结果较为理想。年中，又调整或取消了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但由于国内大部分资源价格低于国际市场水平，某些资源性产品在取消退税政策后，其出口成本仍低于国际平均成本，利益驱动力仍然很强。

在国内资源价格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对资源性产品出口应加大关税调节力度。关税调控措施可以考虑如央行调整利率一样，定期分析出口形势，以决定关税税率的调整幅度。出口信贷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有关政策也应随形势的变化而加以调整。

2005年8月，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地方超基数部分出口退税承担比例从25%下降到7.5%，9月份我国出口首次单月突破700亿美元，可见退税分担比例对出口的调控能量。今年是“十一五”开局年，年底地方政府要换届，为了彰显政绩，各地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很高，甚至会出现盲目攀比的现象，需要调整退税分担比例加以调控，抑制地方过度膨胀的出口需求。以往口岸城市因没有得到外贸代理企业收购商品的增值税分成利益，不愿承担这部分的退税义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陆地区的企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在增值税转型改革过程中应对此加以考虑，更好地发挥外贸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完善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的有关政策

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顺差达1424.53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达844亿美元，分别为顺差总额的139.8%和82.8%。在中美贸易中，分别扣除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顺差后，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就分别减少91%和73%。

在加工贸易中，中国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低工资福利和资源、环境成本代价并承受由贸易顺差引起的责难，但仅能赚取少部分加工费，跨国公司、国外经销商和消费者却是最大受益者。据中国美国商会2004年的一项调查，42%的公司在华利润超过了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统计显示，过去10年中，由于使用了中国比较便宜的商品，美国人节省了约6000亿美元。

加工贸易政策优惠过多，且超过80%的经营体是外商投资，一方面使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陷入不公平的对外贸易竞争环境中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内资企业配套产品供应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目前国内的资金供应状况已有了很大改观，2005年末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28.7亿元，其中储蓄存款14.1亿元。在此情况下，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政策应转到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上来，发挥外资对国内产业的带动和技术引领作用。要完善加工贸易分类管理办法，健全准入机制，对属于“高污染、资源性、加工贸易增值率低、出口易引起国际贸易争端、海关无法实行保税监管”的加工贸易项目，列为低端加工贸易，实行限制或禁止政策。落实深加工结转的各项政策，扩大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提高国内产业配套能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国家应对各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集中清理，坚决纠正各种违法违规的地方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