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通过结构性通胀与升值使价格水平上升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总体看，中国的价格水平还远远低于美国，但也有例外，比如一些奢侈商品和高档服务在中国要价比美国还高。许多贸易商品，比如国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照相机两国的售价基本相同。中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差距可以用中国名义汇率(2006年8元/美元)和世界银行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2006年约2.6元/美元)之间的差异来衡量，这个差距高达67.5%。只有通过以下途径(其中一种或者二者结合)才可以缩小这个差距：1)增加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其超过美国的通货膨胀；2)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差距越大，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也就越大。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巨无霸汉堡包的例子，中美价格水平的差距来源于两国非贸易商品价格的不同，因为贸易商品的价格会根据套利交易很快趋于相同。为什么中国的非贸易商品不提价呢？这个问题对理解结构型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至关重要，也正是经济学家Balassa和Samualson研究过的问题。

根据著名的Balassa-Samualson原理，中国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应该使得工程师的工资不断增长，这样将会吸引非贸易商品生产部门的工人流向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如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可能被吸引去做工程师。如果经济中没有了剩余劳动力，理发师的工资就会由于理发师减少(因为被吸引去做工程师)而上升，尽管理发行业的生产率提升很小。各行业工资的普遍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根据这一原理，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结构型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驱动力。但这一原理运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体己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对于日本、韩国、香港，充分就业在工业化开始不久就实现了，但是对中国来讲，达到充分就业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Balassa-Samualson的理论虽然对我们理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胀与升值有借鉴意义，但目前还不能完全适用。

一些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的经验与Balassa-Samualson的理论是一致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导致日本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这是由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80—90年代的日元升值推动的。从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3%，超过美国平均2.6%的通货膨胀率2.7个百分点。从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5%，超过美国3.4%的平均通货膨胀率2.1个百分点。但是在70年代早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高通胀导致日本的中央银行开始努力减少通货膨胀。结果，1979～1993年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比美国平均每年4.7%的通货膨胀率还低2.4个百分点。控制了通货膨胀以后，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通过日元升值来调高日本相对美国的物价水平。战后日元兑美元一直维持在360日元/美元的水平，但在1971年后开始升值，1984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升值加速，到90年代日元升到100日元/美元左右。“广场协议”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强迫日元升值，但是如果在70—80年代日本允许通货膨胀率超过美国，那日元升值就可能不必要了。90年代的过度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近十年的通货紧缩。

香港的例子要简单得多，但也符合Balassa-Samualson理论。由于港币钉住美元，香港1980年到2000年间较强的经济增长使得其平均通胀率每年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香港有好些年的通胀率在10%以上。国际贸易部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及香港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各个领域价格的普涨，因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都很充分，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失业率只有2%或更低。

中国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也与Balassa-Samualson定理的不矛盾，一些研究证明了中国工业部门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城市劳动者工资的稳定增长，而较高的工资提升近年吸引了1.19亿农村劳动力移民到沿海城市。由于源自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过大，总计达4.81亿，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很慢。这导致在过去十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中国却可以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缓慢的货币升值。然而，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由于中国生育高峰一代的老龄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将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当充分就业出现时，中国内地将可能出现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出现过的快速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这个预测的关键假设是制造业部门的持续生产率增长。

七、人民币应该以多快的速度升值？

考虑人民币应以多快速度升值的最好办法并非盯住美国政客或中国决策层的意图。正如上文指出，名义汇率只是国内价格决定因素的两个变量之一，另一个变量是通货膨胀率。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中国将面临通货紧缩，如果升值过慢，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将共同决定中国相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价格水平决定了美国消费者消费中国产品的成本，它取决于中国的生产率增长，而不取决于中国官员或美国国会议员的个人意图。如果我们想科学客观地讨论中国的汇率及货币政策，就应该强调这一经济规律。

所有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面对中国价格水平和美国价格水平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用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2006年约8元/美元)和购买力平价汇率(2006年约为2.6元/美元)的差异来衡量，2006年，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大约是美国的32.5%(即2.6/8.0)。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中国与美国具有同样的通货膨胀率，并假设人民币相对美元保持一个固定的升值速度。有了这两个假设，我们就可以试图估算中国物价水平追赶上美国物价水平所需的时间。这可以通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出，如果人民币每年升值2%，那么需要57年；每年升值3%则需要38年；每年升值5%则需要23年，每年升值8%则要15年；每年升值15%则需要8年。

那么我们自问：考虑过去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物价水平趋同及收敛的经验，中国将需要多长时间使其与美国的物价水平相当？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在15到38年之间。而这样一个答案就意味着：假设中国和美国通胀没有差异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年升值的范围在3%到8%之间。在我看来，中国物价水平在15年内赶上美国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常识性判断成立，那么中国每年货币升值与通胀之和不可能超过8%，这样，每年4%以内的通胀再加上4%以内的货币升值可能是中国物价水平上升速度的极限。

中国实际的通胀率和货币升值远小于这个极限，2006年，中国通胀率仅为1.5%，低于美国2.5%的通胀率，事实上相对于美国，中国有大约1%的通货紧缩!人民币平均大约每年升值3%，因此中国国内物价水平相对美国只增长了约2%(1.5%-2.5%+3%=2%)，按照这一速度，中国需要57年赶上美国的物价水平。可见，华盛顿对北京的汇率及货币政策表现得很不耐烦不足为奇了。但是，抱怨容易，找到解决中国物价水平追赶的办法却不容易。

八、为什么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低、人民币升值慢？

根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中国总就业人数为7.64亿，其中，只有2.83亿城市就业职工。2006年，农民工的人数达到1.19亿，比上一年增加了700万。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每月958元人民币，合每月120美元。如果我们从总就业人数7.64亿里面减掉2.83亿城市职工和1.19亿农民工，中国还有农村劳动者3.62亿。如果我们把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加起来，可以得到中国有4.84亿非技术工人，这些人每月收入只有120美元或者更少。这些人中许多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或者希望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国的4.81亿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面临着两种选择：待在农村或者去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部门找份工作。如果他们待在农村，他们可以维持中国农民的生活标准，如果他们选择去城里打工，他们就必须与其他农民工竞争有限的工作岗位。这种全国性的竞争，通过新完工的城际高速公路、手机、公交、铁路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竞争性非技术劳动力市场。如此激烈的竞争已经把非技术的劳动力工资降低到与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似的水平上，而这一收入水平基本上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没人羡慕中国农村劳动者和农民工，他们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无论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城市居民都不愿意进入。但是尽管他们的收入很低，他们还是不得不在高昂的手机及交通工具上破费，因为这对于他们的工作和寻找新工作是必要的。

近些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提高民工和农民的收入。2006年，各地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了12%。去年，靠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增加了17%，但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1.2%。如同上面的解释，农民工和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由于他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自由选择工作的结果而紧密相关。要想提高其中一组人的收入，那么这两组人的收入必须都同时提高。正是由于这一非技术工人群体的庞大导致了中国工资增长的缓慢，也是由于这一群体未能充分就业，导致了中国较低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慢，比如由于人民币以15%的速度升值，我们就可能看到通货紧缩和大量的失业，根本原因就是这4.81亿仅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非技术工人的存在。

非技术工人的低工资也反向影响环境和公共卫生，由于使用低成本的非技术工人倾向于鼓励低成本低质量产品的生产，在政府和边际利润低的行业没有足够资源和动力采取保护和防治措施时，环境和公共卫生就会遭到破坏。尽管找不到可靠数据，从我访问过多家乡镇企业的经验看，在中国的很多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乡镇企业，它们产生的污染和浪费带来的成本要高过他们产出的微薄利润和低工资就业。不幸的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还未找到有效途径限制耗能低效项目，因为这些项日不管其社会成本多大，确实为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就业，因而对促进社会稳定有一些作用。中国政府需要国际组织的帮助宋识别并停止这些社会总效应为负的产业，使其避免对人类和环境永久性的伤害。

九、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紧缩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尽管宏观经济政策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中国的非技术劳动力太多及过剩这个结构性约束成为中国物价水平上涨缓慢及人民币升值缓慢的主要原因。如同之前提到的那样，2006年，中国相对美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一些中国邻国2006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韩国2.2%，印度5.5%，巴基斯坦7.9%，印度尼西亚13.1%，越南7.5%，菲律宾6.2%，均高于中国的1.5%的通胀率。在全球环境下，尽管2006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7%，中国相对其邻国仍经受了一定的通货紧缩压力。

令人惊讶的是，当中国2006年创下了亚洲最低通货膨胀率时，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要求中国收紧货币政策从而抑制投资。而另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明确建议亚洲其他国家在2006年通胀率远高于中国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就像中国过去所做的一样。

为什么要建议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通货膨胀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而建议像中国这样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减少投资呢？比较经典的回答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为中国生产能力过剩，所以应该减少投资，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的建议不会错，但中国当今的消费主要控制在每个家庭和公司自己的手里。他们已经在面对各种约束下尽量使他们的消费达到最优化，无需政府告诉他们怎样花钱。因为中国的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中国人都愿意为防御大病存钱。在助学贷款项目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家庭也会为孩子上学存一大笔钱。一些新开发的住宅区的道路、地铁和学校还未开工时，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就购买了房产，期望在未来这些项目完成时市价上涨从而获得回报。这是他们应对经济结构约束的最好的选择，但中国家庭的最佳选择结果却导致了消费低迷，储蓄增高。这些都引发了中国怎样才能增加国内消费的问题。

对以上事例，答案不难得出：建立一个完整的健康保险体系，建立助学贷款或者奖学金项目，修建更多的公路、地铁和学校。所有这些无疑需要投资。但这些是有效率的投资，有效率的公共投资完全不同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的生产能力过剩，因为这些投资将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解除不得不预防未来不测事件的保守心态。

不幸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不能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当投资率统计数据过高时，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开始限制投资，使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同时低迷。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投资被限制以后，进口的增长速度就赶不上出口的增长速度。如同前文所说，外资在供应链方面的投资创造了较大出口并且不受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而进口则依赖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因此，投资的不对称，也造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因为政府无法鼓励有效率的投资并限制无效率的投资。

显然，中国需要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来增加有效率的投资和消费，同时减少无效率的投资。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如控制货币供应量、汇率、利率、银行准备金率等都无法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运用老办法，即行政管理、产业政策甚至包括反腐败运动的政治纪律。

总之，由于区分有效率和无效率投资的难度，中国中央银行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将必须处理无效率投资失控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由于进口和有效率投资的增长赶不上出口，就要想办法处理经常账户盈余的问题。

为使中国物价水平逐步达到国际水平，国际社会应鼓励中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较少对增加的外汇储备进行冲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产生稳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必需的，而一个稳定但低水平的通胀是促进人民币平稳升值而不产生通缩风险的必要条件。为了使中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帮助中国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以使其能够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

十、如何区分有效率与低效率/无效率的投资？

这不是任何个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完善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即能够识别出好的项目并为它们进行低成本融资同时拒绝差的项目。这些服务在中国做得不够好，而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优势就在于此。

现代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的一个本质功能是减少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易成本以使得二者结合创造增加值及提高生产率。如果没有这一体系，中国将不能为4.81亿农民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而可能会产生许多社会成本高昂的低效率企业，这些企业创造的利润和工资，可能会小于他们产生的污染和社会不稳定的后果。中国的进口将无法与出口保持平衡，这将继续影响其他国家的就业并促使这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中国潜在的购买力将形成它庞大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变成有效率的投资，并为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带来更多的订单。这些就是我认为美国财长保尔森在上海就中国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草案可以为中美在21世纪带来双赢的原因。

美国金融部门的优势与中国金融部门的弱势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强大的金融体系下，美国公民可以维持较低的储蓄率，因为他们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资本可以带来稳定的资本增值而不需要太多的储蓄。在金融体系较弱的中国，消费者不得不维持较高的储蓄率而降低消费及生活水平，导致中国的资本不能有效率的雇用本国的剩余劳动力。今天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如过去十年香港人担心来自内地的竞争一样。但今天，香港人意识到中国增长越快，为香港带来的机会越多。毫无疑问，我认为如果美国能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将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提高。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是一个超越了本主题的重要话题，需要专门深入研究。

总而言之，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为此努力而不是只狭隘地关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

最后，感谢易纲、余永定、樊纲、胡永泰对所述相关问题的有益讨论及Scott Harold、杨媚、谭凇给予的研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