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评价的历史演变

经过20年的艰苦探索,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循序渐进的自主发展道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精髓做了如下概括(1):(1)循序渐进(如谨慎有序地开放资本账户);(2)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根据教条“按图索骥”;(3)曲线前进,在形势变化后敢于自我否认(如从集权-分权-集权);(4)重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注意保持社会凝聚力。

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是对被国际社会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的有力挑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积极奉行“新古典主义”理论,推崇全面快速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则倡导紧缩财政政策、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利率市场化等。1990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逊将上述政策主张总结为“华盛顿共识”。IMF和世行凭借其贷款等工具,积极推行“华盛顿共识”这一教条,对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渐进改革战略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激进改革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度遭到质疑。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逐步展现,以及国际发展实践的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模式和改革战略逐步从怀疑、承认转变为越来越多地肯定和赞扬。相应地,外界对中国随经济实力增强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也经历了从高度戒备、疑虑到积极正视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一)80年代:总体肯定,但觉得速度太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总体取向是肯定的,并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双边渠道提供贷款资金和技术援助,以鼓励、帮助和引导中国改革的进程。尽管多数西方国家的意图是引导中国走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但客观上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改革初期,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很多知识就是从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中获得的。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也予以了积极肯定。

但是,由于改革处于摸索阶段、步调谨慎,特别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后,因情况复杂,改革步伐放慢,当时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只是对旧体制进行了局部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太小、进展太慢;各项改革不配套、不协调;私人部门发展仍受到限制,等等。而且,由于当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主要依赖计划手段直接调控,往往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情况,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改革不到位。

(二)1989～1997年:质疑期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上升,西方一些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质疑甚至恶意诋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西方推动下开始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轨,纷纷照般西方模式,进行激进自由化(休克疗法)和全面私有化,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更是遭到质疑。

实际上,尽管一些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怀疑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事实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已逐步展现。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以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199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进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运行状态。而同一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失败,激进改革在打破旧秩序、实行政府全面放权、迅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未能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导致经济紊乱、人民生活水平倒退,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渐进改革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

面对事实,西方一些国家却固守偏见,不但未对激进改革和“华盛顿共识”进行深刻反思,反而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旧体制的遗留问题,顽固地认为中国经济终将陷入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一些国际组织和西方学者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予以积极评价,肯定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的实质性改革以及各项改革的综合配套,对改革的前景表示了信心。IMF还积极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认为这标志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显著提高。

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道路,改革逐步深入并日见成效,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高度戒备,他们视中国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千方百计地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1992～1993年间,国际上一些人从经济实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论证,其基本逻辑无非是“中国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其中,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此后“中国威胁论”每隔两三年便沉渣泛起。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军事和安全问题的关注超过经济问题本身。

(三)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997～2000年):争议期,正面舆论渐成气候

1.正面舆论: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质疑“华盛顿共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深刻揭示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盲目追求激进自由化的弊端。同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多年经济衰退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又于1998年遭受金融危机,整个90年代已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失去的十年”。在此背景下,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兹为代表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展开了对“华盛顿共识”的质疑和批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反思“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激进改革战略,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经济的正面舆论已渐成气候。多数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从正反两面都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是明智的,特别是中国稳步推进金融体系改革、重视加强金融监管、有序开放资本账户,使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避免了动荡,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他们还对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仍能保持高速增长表示赞赏,积极肯定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指出,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第一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走到前台,标志着中国在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方面的重大进步。许多学者还将中国与东南亚危机国做了比较,高度肯定中国的内需对于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抵御外部冲击方面的特殊意义,并为此普遍看好中国经济的前景。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危机的巨大压力,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积极参与对有关国家的援助,在促进亚洲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多数国家和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为亚洲地区克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地区经济中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此后,中国在多边财金合作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有关观点和立场日益为各方重视,逐步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成员之一。

2.“中国崩溃论”

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抓住1998～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一现象(1997～1999年分别为8.8%,7.8%,7.1%),结合当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外债上升、呆坏账等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衰退,鼓吹“中国崩溃论”。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依靠在原有体制内纠正扭曲所产生的改革动力已消耗殆尽,很多在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步显现并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大量堆积的呆坏账、社会保障的资金缺口、政府债务上升等将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最终财政危机将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有的学者甚至还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官方数据有水分。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发表了《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他通过研究中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资料,发现这些资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有不相符合之处,因而提出了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疑问,认为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只有官方公布的40%,1998、1999年甚至出现萎缩。该文受到西方媒体关注和炒作,被各大媒体引用以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在此背景下,种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纷纷出笼。最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章家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冲击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而且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减少。其结论是,“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的观点提出后,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国会甚至为此专门举行了听证会。

上述极端观点的产生,或是因学术上不严谨、以偏概全,或是出于意识形态障碍,或是为迎合少数国家诋毁、遏止中国的意图。这些观点遭到更多经济学家的驳斥。一些中国经济问题资深学者,如布鲁金斯协会高级研究员拉迪(2)等,以进口额和财政收入等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证明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是可信的。以进口为例,比较而言,出口额可能因企业骗取出口退税和地方政府夸大业绩而被虚报,但虚报进口额却缺乏激励,因为进口是要交纳进口关税的。而且进口额也能较客观的体现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生产的扩张。1978～2001年中国进口额年均增长17%,足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此外,财政收入是政府的“真金白银”,1978～2001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近五年来更是每年增长2000亿元,真实地反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关于财政和金融风险问题,IMF和世行等权威机构已认可中国以发展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加强债务管理和降低不良贷款的力度,财政和金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四)2000年至今:积极舆论占主导,中国威胁论死灰复燃

1.主流舆论:积极赞扬中国改革与发展成就

为全面应对人世的挑战,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的进展,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社保体系改革等方面形成了全方位的整体战略。宏观经济方面,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近五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7%～8%,与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的总体疲软形成鲜明对照;综合国力极大提高。2001年中国GDP居世界第六位,2002年贸易量居世界第五位,并取代美国成为吸引外资第一大国,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描绘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宏伟蓝图,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改革战略和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已明确肯定,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和自主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在世界范围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国际社会也高度肯定中国政府驾御国内外宏观经济局势的能力。2002年,中方与世界银行磋商2003～2005年对华“国别援助战略”,世行管理当局和各国执董对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战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和成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态度,一致肯定中国的经验丰富了国际发展理论和实践,应将中国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分享。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认同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观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政策和发展方向。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和宝贵实践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省,对“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将产生深远的影响(3)。

当然,主流舆论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失业、贫困、收入差距和环境问题方面面临巨大挑战;由于政府债务增加,不良贷款、社保资金缺口等导致的或有负债的存在,政府的中期财政可持续性亟待加强,需深化政府间财政改革、加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控制新的坏账发生,等等。

2.积极肯定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高度重视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以及人世后与全球经济加速融合,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联度上升,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总的来说,多数国家和学者肯定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来说是双赢的,而不是零和竞争关系。不少研究机构指出,虽然在短期内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供给方面,其制造业出口增长可能对部分国家的部分产业形成一定的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需求来源,是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亚洲开发银行的观点则更加积极,其最新研究报告《中国的兴起与2020年东亚贸易模式》(4)预测,2005年中国就会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强大进口需求将改变本地区乃至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将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顺差通过进口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商品的形式转移给后者,从而形成了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格局。

近年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场合积极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实际行动促进本地区的共同繁荣、积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树立了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国际社会日益重视中国在21世纪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确立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作用,期待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10+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区域合作机制下,周边国家普遍看重中方在区域合作中的分量,期待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中国作为重要股东国的地位更加突出,对这些机构的政策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各多边合作论坛中(如APEC、G20、ASEM),中方的有关观点和立场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地位提高的反映和必然结果。

3.“中国经济威胁论”应引起我们重视

最近,“中国威胁论”死灰复燃,原因是一些在亚太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挑战他们在本地区的战略优势,刻意炒作“中国威胁论”,渲染中国对周边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冲击和安全隐患,造成中国是地区威胁的假象,从而阻滞中国的发展与强大。日本一些人渲染“中国威胁论”也是为了转移国内外对日本10多年经济停滞、改革不力的不满情绪。此外,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形势的强烈反差也引起西方某些人的不快和猜疑,于是把世界或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此外,个别国家还从军事、安全角度鼓吹“中国威胁论”,公开宣称中国正在危害其国家安全。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威胁论”动向值得关注。

“中国入世对东南亚国家的威胁”。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媒体宣称:中国将成为吸收外资的黑洞和“世界制造中心”,将抢占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市场分额和FDI;东盟国内企业将无力应对中国产品大规模涌入的冲击;人世后中国经济如虎添翼,在安全上将构成对东南亚国家的直接威胁。该论调当时在东南亚国家的政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但是,看到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在稳定区域经济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已日益显示出支持区域内内需、抵御外部冲击的巨大潜力(2002年东盟国家对华出口剧增34.4%,而同期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则停滞不前),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发展和人世的负面冲击的疑虑大大减少。同时,中国通过积极推动以清迈倡议为标志的10+3区域财金合作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战略举措(据估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使双方的出口增长50%,而且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将提高0.3个百分点),树立了致力于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开始转向更加客观、积极和健康的心态,期待加强对华经济合作并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市场持续开放中获益。

“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论。当前,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全球通货紧缩风险之际,日美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宣传“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言论,认为随着发达国家持续向中国转移生产,中国凭其不断上升的国际市场份额(目前中国占全世界年新增出口的20%以上)以及低成本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国际市场价格,加大全球通缩风险。与此相联系的是,最近,日美有关政府官员以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贸易顺差等因素为由,要求人民币升值,同时结合“中国输出通缩”论,认为应以人民币升值来抵消中国低价制造品对全球通缩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输出通缩论”严重夸大了中国对全球产品价格的影响,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导致的通缩不负责任地归咎于中国,因而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广泛批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指出,“中国引发全球通缩”言过其实。实际上,导致通货紧缩的首要原因是需求不足,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恰恰扩大了全球需求。中国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优势更多地体现了劳动力成本低、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竞争实力,在当前通缩形势下,提高了发达国家消费者购买力和厂商的竞争力,有利于提高需求和价格,而不是相反。更何况,中国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不到5%,不足以对全球价格形成重要影响,更不用说主导了。一些国家将自身导致的国内通缩问题归咎于中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中国对美国经济利益形成制约”。随着中国替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国,且中国的美元储备数额巨大并不断增长,美国内有舆论认为美国将在经济上受制于中国。一些学者指出,随着中国货的增加,中国不仅占领美国中低档市场,也将逐步占领高档次市场,中美将重演10年前的“美日贸易战”。也有学者对中国持有美国库券日增表示担忧。据美有关统计,中国购买美国库券从2000年底603亿美元增至2002年9月886亿美元,占外国持美国库券比例从5.9%提高到7.9%。摩根斯坦利国际经济学家最近称,对中国官方资金的过度依赖将一定程度上削弱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一旦中美因贸易争端或政治关系紧张导致中国抽走官方资金,美国将面临美元贬值和国债利率波动等风险。此外,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的融合,美国内一些人产生戒备心理,特别是看到东盟2002年对华出口猛增,而对美日出口停滞,担心这将挑战现行亚洲经济格局,削弱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实际上,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对外资的依赖根源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特点。首先,美国内储蓄率低(90年代只有5%),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只能依赖国外资金流入(5)。其次,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元维持其地位的前提条件,美国要维持美元作为主导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得铸币税,必须使其他国家拥有大量的美元,这要求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因此,问题在于美国自身,不管有没有中国的挑战,巨额贸易逆差和对外资的依赖都将客观存在。中美贸易逆差扩大,只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转移到中国,并没有扩大美国的逆差总额。美国至今仍对对华技术出口进行限制,影响其对华出口的扩大和逆差削减,自身有责任。

二、几点启示

1.中国在未来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处理好与各方的利益关系,为国内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必将改变目前的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必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既得利益者的疑虑,甚至导致国际摩擦。对中国的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国际舆论的背后就是实际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成熟应对各种舆论,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能力。

2.积极阐述中方的发展观,推动和引导全球发展理论的完善,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方影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我们不仅要继续在发展实践上积极创新、丰富世界发展实践,更重要的是要在发展理论上引导方向,这将对全球发展事业和国际经济新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因势利导,继续推动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的检讨,推动“后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全盘否定“华盛顿共识”,其许多具体政策建议,如市场化、自由化等,正是我们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我们不赞成“华盛顿共识”,一是因为它本身内涵有缺陷:一味强调自由化、私有化,而忽略了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和机构建设;过分迷信市场而否定政府的作用。二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将“华盛顿共识”作为教条强制推行,否定结合国情的自主创新。我们应倡导和鼓励根据国情有序推进改革的科学态度。

3.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应保持清醒的认识,按照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目前仍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仍有2亿多贫困人口日收入不足1美元,占全世界贫困人口的17%,改革和扶贫的工作任重道远,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国外一些人刻意夸张中国的成就、宣传“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转移矛盾,过早地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制造阻力,我们应有所警惕。此外,一些国家担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实际上中国最多只能算是制造业大国之一而非强国,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提高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否则制造业利润多数仍为国外所得。

4.随着人世后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更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制定应对风险、特别是财政与金融风险的措施,做到未雨绸缪。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也应全面地考虑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为此,我们对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应密切跟踪、深入研究,提前准备预案。

5.内需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不竭的动力源泉,在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同时,我们应始终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潜力巨大的国内需求,这是中国成功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下滑等不利外部环境的关键因素。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过去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竞争效应和技术进步,实际上主动打破地方保护和割据,实现内部统一市场能够带来更大的竞争、技术和规模效应,因此,应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放在充分挖掘潜在内需上。

注释：

(1)金立群、尼古拉斯.斯特恩编著:《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Nicholas R.Lardy,“China Will Keep on Growing”,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4,2002.

(3)Joseph E.Stiglitz,(2002),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

(4)David Roland-Holst,(2002),An Overview of PRcs Emergence and East Asian Trade Pattern to 2020,ADB Institute Research Paper 44.

(5)见摩根斯坦利“全球经济论坛”系列报告 http://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diges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