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剂不对症的药方：反通货紧缩

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评估，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只能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这两种判断中作出选择，再没有其它。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秩序尚不规范，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国家来说，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又碰到一个老生长谈的话题：是照搬照抄洋教条呢，还是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经济总量出现失衡的状态，针对前一状态，通常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以抑制需求；针对后一状态，则采取放松银根的对策，以刺激需求。但是，这种需求管理办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只管了总量，顾不上结构。如果经济失衡是由结构矛盾引起的，或者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它便无能为力了。其次，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总量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结构升级和结构优化。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长过程的主导矛盾。靠刺激或抑制需求总量的办法是不能有效解决结构问题的。再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有效供给，改善供求结构。90年代初，由于各地各部门竞相追求超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急速膨胀，1993年上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70.7%.尽管当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但全年投资仍增长50.6%，工业生产增长高达21.1%，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形成了过剩生产能力。纺织品和服装类产品约1/3供过于求，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过剩1/2到1/3，机械行业开工率不到50%.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无视供给结构状况，无视迅速膨胀的生产能力，把启动经济的希望都寄托在扩大总需求上，那势必事倍功半。尤其有害的是，把在盲目扩张中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视为高速增长的潜在因素。如果按这种观点行事，我国经济恐怕难以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的怪圈。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通货紧缩论”的重要论据。投资和消费是构成内需的两大要素。需求总量足与不足，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判断。经验数据例如上一周期年需求增长平均值可以参考，但应考虑当年需求生成的新因素和条件，以及经济的实际承受力。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4.5%，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1.1%，居民消费水平增长7.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这样的增长规模和速度，与历史上正常年份比，或者与其它国家同期比，都难作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末曾出现所谓“市场疲软”。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7.2%，1990年增长2.4%，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为4.1%，3.8%.俩相比较，1997年经济怎么能作出“需求不足”的判断呢？如果说需求增长乏力，似乎更确切些。

但是，需求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结构各部分同步增长。相反，总量增长恰恰掩盖了各组成部分增长的不平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最终告别了短缺，但农民收入却徘徊不前，特别是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下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990年——1996年分别为1.8%，2.0%，5.9%，3.2%，5.0%，9.0%，4.6%；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分别为-2.11%，7.39%，7.34%，-14.35%，4.07%，6.12%，12.1%，县和县以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53%下降为1997年39%.因此，真正“有效需求不足”的是占人口总数的70%的农民。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第二步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增收致富门路涌堵。农村深化改革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瓶颈，靠放松银根是无济于事的。1989年以来实行扩张型财政政策，靠增加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总量，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并没有改变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状态。1998年——2001年，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分别为6.3%，6.3%，8.2%，7.0%，均低于城市1-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2001年比上年增长5%，2000年增长1.9%.而且在农民收入平均数下还掩盖着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其中，除了至今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3000万农民之外，还有几千万失业和半失业的农民工。农村市场是我国至今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近几年我国内需持续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村市场的拓展有限。

投资持续增长乏力，并不是市场主体投资需求不足，也不是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投资领域之广，待开发的领域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问题出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税费负担过重；加之企业改制步履艰难，改制的成本和代价巨大。在这种条件下，相当多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怎么有实力顾得上发展和改革？改变企业在转型时期的艰难处境，依靠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输血的办法是于事无补的。银行连续8次降息，对降低企业的利息负担是有作用的，但对激励企业投资却未起到预期的作用。用政府取代企业充当投资主体是否可行呢？显然，这是喧宾夺主，背离了改革的方向，不能长久。

价格常年下降，这是“通货紧缩论”的又一论椐。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反常态的走势：即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市场物价却常年处于低迷状态。在经济运行正常情况下，如果物价走势常年低迷，全面下降，这就意味着经济周期进入了衰退或危机阶段。现代经济学把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又归结为银根紧缩所致。所以，这种现象称之为通货紧缩，认为它是货币现象，主张转而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流行的“通货紧缩论”能解释清楚我国当前的经济态势吗？从现象上看，除了物价低迷之外，其他方面都无法与“通货紧缩论”对上号。首先，从1997年以来经济年增幅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速度运行，表明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的难题。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经济年增幅保持在这个区间是恰当的。一旦达到两位数，就会超越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引发通货膨胀，造成市场秩序混乱。按照“紧缩论”的主张，只有总需求再翻一番，速度再增加一倍，物价才能转降为升。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势必重蹈1992年经济过热的覆辙。其次，现行物价指数不能充分反映转型时期的特点，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物价的动态。当前，价外价，灰色价格和黑市价格依然是市场管理中的一大突出的难题。例如，幼儿园和学校以“赞助”名义收取的高额费用，聘用家庭教师支付的报酬，保姆或小时工的工资，住宅区物业管理名目繁多的收费，医疗服务方面的灰色费用等。这些付费项目已经在居民消费中占据仅次于基本生活需要的位置，而且金额和种类还有上升与发展的趋势。反映在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中，随着恩格尔系数下降，用于购买基本生活资料的支出相对下降，用于服务方面的支出却绝对上升。特别是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力。一方面官方的价格指数下降，另方面价外价和未列入统计的价格却呈现上涨的势头。所以仅仅用现行物价指数判断经济形势，是有局限性的。再次，考虑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近几年物价走势在度过全面紧束之后正处在缓慢调整过程之中。如果用基期年1990年为基数进行比较，这几年物价依然呈缓慢上升之势。据统计局资料，消费物价指数1995年为183.3，1996年为198.6，1999年为199.6，2000年为200.4，2001年为201.8.但是，用环比方法计算的指数，却呈现下降的态势。因此，把两种指数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对物价走势作出恰当的判断。

所谓“通货紧缩”是否由于货币政策偏紧引起的呢？根据经验数据，只要广义货币增长高于经济增长1倍再加几个百分点，就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会发生偏紧或偏松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货币供应一直保持适度的增长幅。1997年比上年增长19.5%，1998年14.8%，1999年14.7%，2000年12.2%，2001年17.6%.问题不在于货币总量，而在于货币投向。农业是基础产业，但农业技术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仍然为资金短缺所困。而农村金融却出现存大于贷的反常现象，农村金融机构把在农村吸收的大量存款约4000-5000亿元上调城市。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货币投向，即使再增加货币供应量，也不能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燃眉之急。金融体制的弊端用总量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离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大背景，对经济形势是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的。

支撑速度与化解风险：孰轻孰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宏观调节面临着两难抉择：即一方面要消除93年紧缩引起的负面影响，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另方面又要正视1992年非经济因素诱发经济超高速增长造成的后果，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潜伏的隐患，化解风险。

1992年，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掀起了一股争速度，“上台阶”的热潮，不考虑客观条件的许可，上项目铺摊子，建市场热，招商引资热，办开发区热，工业园区热，高新技术区热，房地产热，硅谷光谷热，楼堂馆所热，一浪高过一浪，形成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有人形容，那时期银行敞开口袋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货币（广义）供应量超常增长，1991年为26.5%，1992年31.2%，1993年37.3%，1994年34.5%，1995年29.4%，1996年25.4%.货币多年超经济发行，给金融业埋下了风险隐患。当时就有人指出，按照最保守的估算，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不低于24%.从理论上说，商业银行早应进入破产程序。如今完全是靠国家信誉支撑。1998年以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速度是上去了，但金融隐患也在增长，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赤字骤增，以1990年为100，1993年上升1倍，1994年上升2.9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逐年攀升，1990年为12.1%，1992年上升为17.8%，1994年为20.2%，1996年为24.7%，1997年26.8%.这里说的是硬赤字，不包括或有债务或隐性债务。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都不列赤字。但是，90年代以来，财政收支的缺口却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而随着改革深化，或有债务上升的势头更大。

国际经济形势也向我国提出严峻挑战。1997年6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波及我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大鳄几次冲击香港金融市场，企图染指我国内地经济。所幸的是我国未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这道防波堤才使我们幸免于难。否则，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然而，抵御了外患却不该无视内忧的存在。不消除潜伏的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国际投机资本随时会伺机兴风作浪，冲击我国金融市场，搅乱我国经济。所以，防外患必须除内忧。而且开放资本市场，实行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不过是时间问题。化解潜伏的金融风险是开放金融市场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此同时经济年增幅又出现下滑的趋势，1993年以来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实际的威胁。尽管年增长6%-7%的速度与其他国家比较，是很高的速度，但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提供的实际效益要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大体上说，我国经济增长6%-7%，也就相当于发达国家增长2%-3%.如果增长速度低于这个速度，维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安置适龄人口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适当扩大基建规模，便难以实现。在现行体制下，没有必要的速度，便没有效益；效益要靠速度拉动，速度出效益。我们喊了十多年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至今没有变成现实。所以，90年代后期，宏观调控面临一项任务，就是遏止经济增幅下滑，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有限资源供给的约束下，既要保速度，又要化解经济风险，却存在着难以兼顾的矛盾。不但增长要增加投入，而且化解风险需要的投入更多。补足社保基金缺口，降低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这些都需要国家投入巨额资金。

“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中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包括化解经济隐患和风险。没有发展，就不能创造出解决问题的物质前提。但是，如果无视经济风险和隐患的存在，只顾发展和增长，继续铺摊子拼速度，那么，势必付出恶化风险和隐患的沉重代价，最终将经济拖进不可持续的泥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化解经济风险和隐患恰恰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前提。当二者不能完全兼顾时，应当率先抉择消除潜伏的危机，在化解并最终消除危机的前提下，使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有限资源的分配，既要优先用于化解风险，同时又要使经济增幅适应发展的最低限的需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例如爆发了全面危机，才有必要全力以赴克服危机，以暂时牺牲增长和发展为代价度过难关。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如果把着眼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和深化改革上，而不是求助于扩张性经济政策支撑速度，解决矛盾的空间是很大的，消除潜在危机和保持必要的速度是可以兼顾的。

近几年推行扩张性政策，虽然支撑了速度，但同时付出了加大亦已存在的风险和隐患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影响将会日益显露，深化改革的路途将更加崎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更艰难。体制是推动经济快速？高效？稳步？持续发展的长期起作用的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政策却是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暂时起作用的因素。当前，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已经成为继续推行渐进式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一大障碍。经济隐患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的。经济隐患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经济不稳定又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从确保全局的稳定出发，在争速度和消除忧患之间作出抉择，孰轻孰重，是不难理解的。

被市场边缘化的弱者：农民

工业化和城市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被卷进市场经济大潮，农民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市场通行的是弱肉强食法则。农民是天生弱者，农业是天生的弱势产业。因此，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对待农民和农业的问题。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的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大国。

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无论是苏联，或中国，都曾经通过对农民征税和实行“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个政策“把农民整得很苦”（毛泽东语），实际上是变相剥夺农民。工业化并没有给农民直接带来多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相反，造成了普遍贫困，城乡二元结构趋向稳固化。

回过头来看市场化过程中农民的命运如何呢？近二十年推行了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城乡经济全面市场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的步骤却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立足点，按城乡两大板块分别分步推进的。板块式改革模式虽可避免一体化改革带来的强震，但通过以下的分析，将可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位。建国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一直偏向城市，轻视农村，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还在强化。近几年迫于城市失业剧增的压力，城市社保体系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但农村社保制度至今依然缺位。虽然稳定土地使用权事实上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但决不能取代现代文明社会创造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依靠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建国以来农田水利建设的物质基础，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贫困人口减少。但随后却出现了大量返贫现象，因疾病致贫，因灾害返贫，因经营亏损破产，因失业而返贫，因税费负担沉重而致贫等，农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少于原有贫困人口的新的返贫群体。由于政府拨付的扶贫资金有限，而农村社保体系迟迟没有就位，致使农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同时，由于农村社保体系缺位，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土地作为商品，按市场规则运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果没有社保制度为前提，一旦农民失去土地，便失去了生活保障。

——土地流转中农民遭到变相剥夺。土地现在还不能作为商品自由流通，政府依法对农民承包的土地实行有偿征用制度。由于没有依法监管的规范化的统一的土地市场，由于农民不拥有土地处置的自主权，由于房地产业过度投机，普遍存在着征地补偿费过低，农民利益受损。土地补偿费与土地最终售价每亩相差十几倍到几十倍。例如，南方某市，每亩补偿费只有2万多元的地，拍卖价竟高达100多万元。通过征地“剪刀差”，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被剥夺了20000多亿元。巨额暴利驱使许多地方上演了一幕幕新的“圈地运动”。按照每征一亩地就有1.4个农民离开土地，每年征用300万亩左右计算，就有400多万农民失去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2002年上半年信访部门受理的案件中，有73%涉及征地问题。现在城市化热潮正在兴起，“经营城市”的口号势将引发更大的“圈地运动”。有农民愤慨地说：“别人发财用我们的命根子铺路。”

——农民就业和致富的机会不公平，甚至受到歧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目前全国离乡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9400万人，务工收入约占农民纯收入的30%.但是，当前的状况是，城市化滞后于农村人口的转移，城乡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又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两个“滞后”已经产生了负面效应：户籍管理制度虽有松动，但附加了种种限制条件，绝大多数农民工过着“二等公民”“三等公民”的生活，许多人栖息在工棚或贫民窟，无权享受市政当局用国有资产举办的福利设施，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或幼儿院，干的是城市居民嫌弃的苦活重活脏活和危险工种，不少厂矿或工地没有必要的安全保护实施，伤亡事故经常发生，受害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拖欠血汗工资克扣工钱且数额巨大，一旦失业既得不到救济金又得不到再就业培训，从事个体经营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有些地方雇佣了几百万上千万的农民工，但在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时却剔除了农民工，不计算农民工的贡献。

——政府垄断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的体制，束缚了农民经营自主权，窒息了市场机制作用，农民利益受到伤害。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深化改革重要步骤，推出了粮棉流通新体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办法。新政策实施的结果却产生了设计者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喂肥了粮贩子和不法之徒，损害了农民，背上了财政补贴的包袱。它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私商与收购员互相勾结，任意压级压价，将农民拒之门外，乘机低价收购，然后再按国家定价卖给收购站，或者收购人员按优价收购私商出售的劣质粮棉。结果，政府的保护价没有保护农民，却中饱了不法分子的私囊。现在此项政策作了改变，但粮食部门经营亏损却成了财政的沉重包袱。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始终没有到位，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不是直接给予农民，而是落到流通环节。目前粮食部门亏损挂帐已高达4000多亿元。

——收入分配不公，农民负担沉重。目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约为3：1.如果和城镇职工年均工资比较约为4：1.但农民的税费负担却比城市居民高。农业税按田亩征收，类似个人所得税，但没有起征点的限制；三提五统，按产量和收入提取，包括地租和所得税；营业税，或市场管理费，按销售额交纳。农民还承担大量的城市居民所不缴纳的名目繁多的税外费。其中，一项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70%由乡镇财政负担。而乡镇财政连“吃饭”都保不了，不得不转嫁到农民身上。义务教育有名无实，致使农村学龄儿童辍学率居高不下。另一大项是农民要供养大量的在编和不在编的“吃皇粮”的乡村干部和其他脱产人员。仅以在编人员1200多万计算，大约75个农民供养一个脱产人员。某省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平均多达448人。近二年农村费税改革艰难，有些地区出现回潮，有些地区明减暗不减，主要是因为减负未改体制，没有触动庞大的官僚体制。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普遍实行私有化，并未取得“一私就灵”的神效。改制一没有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没有走出整体低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粗放经营的低级阶段，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强制关闭“五小企业”。二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安置就业人数绝对数减少，比1996年减少1000多万。三是产生了一个新生的权贵阶层。在改制过程中，有些原来的企业领导人或乡镇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掌握了企业产权，摇身一变成为私人企业主，廉价或无偿地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

分析表明，“三农”本应是扩大内需的主体，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源，但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却被市场进一步边缘化。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直接的物质利益。

扩大内需：一篇尚未破题的文章

扩大内需，不仅有利于近期遏止经济减速，而且能够给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动力。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近几年实施这一方针是有成效的。但是做好扩大内需这篇文章却非易事。

近几年，政府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需求，并提出了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反思实施的过程和结果，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扩大什么内需，怎样扩大内需，如何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以及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等问题，从中找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宏观调控政策作为反周期的相机对策，应视导致周期的原因，采取扩大需求，或者改善增加供给，或者二者并举的措施，以熨平周期。基于对我国90年代后期经济态势的判断，实行了旨在克服“需求不足”的扩张性经济政策。现在还要继续执行此项政策，保持政策措施的连续性。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扩大内需这篇文章有了好的命题，但是还不能说已经破题了。

——是以产值增长速度唯此为大，还是以扩大内需为宗旨。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消费，并依赖消费。与消费需求相脱节或对立的生产，是注定要衰退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总是片面追求产值高速增长，给经济建设造成很大损害。改革开放之初，早就明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但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和发展依然被这只无形的手所左右。提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要保速度。产值增幅是第一位的，需求是第二位的，是为了保速度。虽说中央计划不再是指令，但依然是考核各级干部的重要指标。各地方，各部门竞相攀比产值增幅。不管是否能增加消费需求，只要能提高速度，什么办法都用上。近几年，上下都认为“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但读一读历年发表的统计公报，除了个别区省，没有几个省市经济增长速度等于或低于全国的增幅。经济高增长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共生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经济高增长与城乡贫困人口数量剧增形成对立，这些反常态的现实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反思吗？

——是以公共设施建设为投资重点，还是以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为重点。

内需的一大项就是投资。投资是和最终消费需求相对而言的生产消费需求。按照资金投向和用途，可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投资。我国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有轻重缓急先后之分。近几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投资选择了公共基础实施建设为重点。现在我国交通运输状况已经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把基础实施建设作为中长期投资重点，是否恰当，有必要进行探讨。首先，从加快工业化的要求来看，应当大力发展制造业，加快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使之成为改造和装备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主导产业。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超越的，是第三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所无法取代的。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制造业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但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规模过小，在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中所占份额仅为0.18%；技术层次低，每年投资所需要的设备约有40%-50%靠进口，机械工业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10；产品附加值低，加工贸易占出口额40%以上。因此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迫在眉睫。同时，外国的经验表明，一旦经济衰颓或不景气时，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更新，恰恰是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有效机制。近几年在投资方向上，历年更新改造资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平均不到15%，最低的年份不到1%.其次，近几年基础实施建设在选项和建设标准等方面，存在着超越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例如，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列车轨道的建成，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居世界第二位等，这些建设项目都明显过分超前，耗资巨大，实效低。再次，在安置就业，增加居民消费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所起的作用有限。2001年和1997年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近50%，而最终消费仅增长35.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增长了1.6个百分点，为59.7%，依然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居民消费的比重还降低了0.1个百分点，仅增长31.7%.可见，消费比重偏低的状况并未改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依然受到限制。至于投资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则成下降的趋势。投资每年都以两位数的增幅上升，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1.5-2个百分点，然而失业率上升的势头却得不到遏制。

——扩大内需，要不要遏制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

国外的经验表明，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无法根除的。但必须遏制和调控。否则，任其发展，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远的不说，近期美国所谓“新经济”的破灭，纳斯达克股指狂泻，日本10余年经济衰退至今不见曙光，便是例证。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泡沫经济所产生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房地产虚热造成的经济泡沫。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以及房屋商品化，给房地产行业提供了牟取暴利和寻租的机遇，掀起了炒作房地产的投机热潮，致使房地产热经年不衰，即使房屋空置率骤升，烂尾楼成片，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房地产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以权力为依托的垄断经营，将市场调节拒之门外，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一大特殊景观。2001年与1997年相比，用于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投资增长了51%，而房地产投资却增长了109%.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商品房空置总量已经达到1.3亿平方米左右，其中有一半的房屋已经空置了一年以上，占压资金2500亿元，不良资产居全国各行业之首，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高达85%.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刮“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之风，给房地产业虚热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次，股市过度投机形成的泡沫，虽然对居民和政府增收有暂时的效应，但泡沫注定是要破灭的。一旦股市狂泻，众多中小投资者将被推入破产陷阱。我国股市发展已初具规模，股票市值4万多亿元，上市公司1200多家，投资者6000多万。近2年股市低迷，股指大幅下跌，沪指从2001年高点2245点下跌到目前的1400点，投资者财富缩水。但目前股市的市盈率依然是世界最高的。尽管利好的信息不断，但股市依然没有重现昔日的“繁荣”。当前，应当利用股市低迷时机，整顿和规范股市，处理好维护投资者利益和经济发展整体利益的关系，稳中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