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举与后国有时代

1978年，被计划经济牢牢套上枷锁的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西方的经济观察家为这场“中国转轨”设定了两个结局：一是失败，回归老路；二是全盘西化，改弦易辙。但结果并非如此，中国没走其中任何一条路。

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评论预言中国要么步前苏前东欧后尘，要么根本建不成市场经济。在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发祥于以鲜明的“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它的“基因”就是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及国有制格格不入，二者无法嫁接成功。

但中国的经济实践打破了以上断言。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继日本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之后的亚洲、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亮点。开始的时候还有人怀疑这是中国的又一次“大跃进”、“放卫星”，但后来证实并非如此。世界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把这称为“中国创举”，因为中国的经济实践把原本姓私的市场经济比较成功地嫁接在了原本姓公的社会主义之上，使两个“格格不入”的范畴比较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甚至有外电评论说，1921—1949年，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马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复兴的第一次创举。（注：外电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十分适于中国”，是指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具备起码的工人阶级力量。）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把原本不十分适于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改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复兴的第二次创举。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这第二次“中国创举”的背后，是一场“后国有时代”的社会浪潮。如果把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国有视为一种“典型国有”，那么，中国现在的国有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后国有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一样，既前后脉承、又有显著不同。

后国有时代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对传统典型国有制的斧正、扬弃；二是仍然坚持相当程度上的国有，而不是全盘私有。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指出，典型国有制虽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督。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像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这决定了必须把国有资产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代理”。科斯定理表明，官员由于缺乏“内部化”的动机，不一定会尽心尽力维护国有产权，就会滋生腐败。同时，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黑哨”、“假球”频频发生。

后国有时代的合理性还在于以下两点：

1、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难以容忍彻底的、全盘的西方式产权私有化。这是一个“人权的时代”，而不是“资本至上的时代”，前者才是终极目标，后者只是实现手段之一。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把目标和手段相互“异化”。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和福祉，去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2、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黑恶强索、军阀掠夺、计划统管，则不是市场经济。最明显的实证案例是前苏联前东欧，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等程度地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中国经济截拳道

经济专家们苦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象生动地描述“后国有时代”。实际上，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词十分适于充当此任，这就是李小龙创立的武学截拳道。李小龙截拳道的哲学实质是“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萃取所有武术流派的实战精华为我所用，绝不拘泥于、抱守于任何的所谓“门派套路”。正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武学体系，才吸引了世界各国无数的赞同者、追随者，成为中国名扬四海的一个骄傲。

在经济领域，后国有时代就是中国的“经济截拳道”。它把国有制的优点、私有制的优点合并到中国当前的国情里，跳出了传统的“非此即彼”（不是国有制便是私有制）的框框限制。后国有时代在所有制上表现为“虚拟私有化”，它是介于“典型国有制”与“实在私有制”之间的一种做法。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它的成功运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比如：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尖锐的劳资关系、无情的弱肉强食、大批失去土地及工作的无产者、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甚至酿成经常的军阀政变，等等。（西文国家花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为什么在美国能顺利运转的“实在私有化”制度一旦移植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里，就失灵了、甚至雪上加霜了？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我国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现在正热炒的“国企MBO改革”，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经济现象，只不过是整个虚拟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种方法、一条途径。国企MBO改革的成功，将把中国的“后国有时代”进一步推向高潮，将使“中国经济截拳道”更为世界瞩目。

二节棍式经济

从经济模型上看，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倚重“民间资本”，而“国家资本”只是一种辅助的、次要的手段。这种经济模型可以称为“单刀加飞镖式经济”，其经济发展主要靠“单刀（民间资本）”，而“飞镖（国家资本）”只在十分必要时才使用。这种经济模型适合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因为它们的民间资本力量强大，且法治环境、民众素质等配套因素能同步匹配。

虽然同是市场经济，中国目前并不适于照搬发达国家的“单刀加飞镖式”经济模型。诚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其启动力量目前还主要来源于政府，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当前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的长期商业文化、强大民间资本、健全法治环境、较高民众素质等配套因素，不可能过于依重民间资本。实际上，尚处于发育阶段的中国民间资本无法一力担当起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如果非要把这个重担全压在民间资本稚嫩的双肩上，就会把它压弯、变形、甚至折断！

西方的民间资本这把“刀”是历经少则百年、多则三四百年磨砺的，是把“屠龙刀”，能独挡一面、攻无不克。相比之下，中国的民间资本以公开的数据来看，则只是“杀鸡刀”，至多不过是“杀猪刀”，离“宰牛刀”尚差一段距离，更不能与西方的“屠龙刀”相提并论。虽然《福布斯》这几年也搞出几次“中国富豪排行榜”，但所有上榜的国产富豪的身家加在一块，还不及比尔·盖茨一个人的、即便是缩水之后的财富多。更明显的是“世界工业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国上榜的十多家企业红一色是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是民间资本兴办的。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隐蔽在水面之下的、戴着红帽子的“外红内青”式的企业数量也颇为可观。如果再加上那些名为国有、实际上被“和珅们”控制的“官僚腐败所滋生的民间资本”的话，中国目前的民间资本占GDP的比例虽然远不能与西方国家近乎99%的高值相比，但实际上也在40%左右。珠三角、江浙等地区的民间资本更高，据有关统计表明可能已高达60%以上。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的民间资本（包括公开的和没公开的）从总体上看“正在”接近GDP的一半比例，在不远的未来数年里将与国有资本平分秋色。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妨用李小龙截拳道的标志性武器双节棍来形容中国经济模型，这比用“刀”来形容更贴切。这个双节棍的一端是国有资本，另一端是民间资本，中间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作为索链而相连。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通过中部的那条索链，共同组成这个双节棍。中国挥舞着这个双节棍，就像李小龙电影中的英雄一样，所向披靡，威振世界。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双节棍式”经济模型比“单刀加飞镖式”经济模型更适于中国当前的国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个双节棍的两端（即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是用一条叫做“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索链相连的，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威猛有力的双节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