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银行业发展迅速，机构跨国化，业务多样化以及创新工具不断涌现，金融危机频发，急需一个有效的国际统一监管体系。巴塞尔委员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对国际银行统一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就巴塞尔协议这35年以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并试图找出新协议的缺陷和仍需继续改进的地方，提出进一步完善的重点。

关键词：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管理

　　一、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建立的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系统存在诸多不协调处。这些不协调之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协调。银行已充分国际化，但大部分的监管活动仍集中在国家主权范围，监管主体的权利局限于一国境内，而监管的客体的业务却早已跨越国境，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发展业务。这种不对称的监管体系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效率的低下及出现监管盲区，为次贷危机的发生与国际传导创造了条件。
　　2　国际监管合作困境。各国监管主体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本国金融监管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纳什均衡对松散组织下各国参与积极性进行分析：
　　在集体理性中，无论是A国还是B国，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纳什均衡为(W，w)，也就是如果在国际监管合作中，如无明确时间表敦促参与国实施相关政策，参与国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拖延实施或者不完全实施相关合作监管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统一监管体系的缺位，各国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而跨国银行往往倾向于选择监管较松的国际和地区拓展业务，而金融业在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在过去三十年内争相放松监管。即使在达成监管合作协议后，仍有国家试图拖延相关政策的实施以为本国金融业谋求额外的利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本在2004年颁布并要求十国集团于2006年实施，但新协议在美国却获准推迟执行，导致欧盟银行强烈不满，认为美国获得额外的准备时间不利于公平竞争，有损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而事实证明美国此举对欧盟的影响远远不止恶化了银行业的竞争环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创新业务层出不穷，金融机构国际化日趋深化，导致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出现了德国herstatt银行等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导致严重的银行危机。为营造新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控制银行业国际化下导致的新风险，制定统一国际银行监管原则，1975年2月，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卢森堡、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美国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监管国际银行活动的协调委员会，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核心内容为：针对银行国际化后监管主体缺位的问题，规定任何银行其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应共同负其监管的责任。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对母国与东道国的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但该协议只是提出了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第一次提出使用资本监管方式进行银行风险控制是在1987年，1988年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此协议影响深远，改变了世界银行业监管格局。该协议至今已被100多个国家采纳，而8％的核心资本率已成为国际银行应遵循的通行标准。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最低资本要求，而进行资产证券化可通过“分母战略”使银行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促使资产证券化迅猛发展。为限制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出台，新协议延续了旧协议三大支柱的结构，首次将资产证券化风险问题列入第一支柱，在风险计量方面倡导内部评级法，强化信息披露，使国际银行业监管走向完善。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特点
　　
　　2006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稿完全版》(以下简称新协议)。
　　1　新协议第一次提出“资产证券化框架”，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新协议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如能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将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除了信用风险的计量外，从操作风险、市场纪律、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做出了改善。
　　2　新协议对比旧协议而言，在风险计量方面敏感度更高，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有利于引导银行稳健经营。新协议在风险计量方面，提出三种方法：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采用IRB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采用该方法，可将自己估算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估计值转换成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并依此计算出监管部分规定的最低资本，加强了风险敏感度，针对旧协议监管中突出的监管资本套利问题做出了改善。
　　3　在风险计量方法上有较高的灵活性，引入了激励相容监管的概念。新协议同时允许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推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运用在资产证券化风险和监管资本要求的评估中，有利于加速银行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
　　4　加强了信息披露。新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其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规定监管当局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及时、全面地公布各方面信息，使市场交易者能及时判断作出反应。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进程看，一直在被动适应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进程，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对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将成为未来国际银行监管的重点。此外，内部评级法的推行，也昭示了未来监管工作的趋势是银行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结合。
　　
　　四、《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
1新协议的亲周期效应。新协议要求金融机构对风险度量和处理采用同一方法，各机构采用类似的方法度量风险及配备相应监管资本和计提减值准
备。金融资产(或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无论是抵押品，还是证券化产品，当市场处于繁荣周期时，价值趋向一致，市场各个参与者对风险认识趋同，削弱了市场分散风险的作用，容易导致亲周期效应。
　　2　新协议过于细化，容易出现漏洞。此外，由于新协议对于信用风险部分的监管过于详细，建立新的强制执行系统成本太高，新规则提出的建议过于细化。充斥着繁文缛节的体制一定会存在漏洞，可能被银行加以利用。如果执行这些条款，可能助长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放贷、经济低迷时惜贷的倾向，从而恶化经济周期。
　　3　内部评级法过于复杂，执行成本高。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覆盖的银行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用新框架计量信用风险只有大银行才可能有资源和专业能力建立、维持复杂的风险管理体系并采用高级的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也只有跨国银行才有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实施IRB法。而一般中小银行要实施则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积累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及建立信息技术系统。据测算，按这种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平均每家银行每年可能会发生5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
　　4　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关注不够。虽然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为各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提供了较为一致的指导意见，但新协议对证券化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关注仍然不够。在计量方法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说明。
　　5　信息披露要求会给未建立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增加更多管理负担。新协议的第三大支柱是市场纪律，其目的是通过要求银行披露信息提高市场力量的约束力。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新协议要求银行对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及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进行披露。核心信息披露适用于所有银行，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则必须披露其他有关信息。银行要在提高透明度及提供有关资料的成本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是比较困难的。
　　6　资产证券化框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套利。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本意是为了限制资本套利，但市场永远走在监管的前面，由于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可采用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和高级法三种，在不同的风险处理法中依然存在资本套利机会。比如说，新协议鼓励银行采用先进的内部评级法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而内部评级法所需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少于使用其他方法所持有的监管资本，这产生了新的监管资本套利机会。银行也可采用适合运用内部评级法的合成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即使现在设法对监管框架进行改进，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下，套利机会就总是存在的，这使通过资产证券化框架消除资本套利的目的无法实现。
　　7　新协议可能导致银行竞争环境恶化。由于内部评级法技术、数据要求高，中
小银行受条件限制，很难达到要求，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的激励相容监管，使用内部评级法比使用标准法更具优势，而使用高级法又比使用初级法有更低的资本要求，目标是促进银行改进内部风险管理技术。但由于内部评级法高级法技术复杂，许多中小银行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从规模效应上讲，大银行采用高级风险计量方法的成本收益比例比中小银行低，这将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使银行的竞争环境恶化。
　　此外，如果新协议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由于发达国家在风险计量与管理方面的技术也优于发展中国家，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