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银行是道德实施层面的一个机制抽象，依赖银行的概念，人们较容易的理解了道德可以量化，可以像货币一样进行“零存整取”，尽管这中间借鉴了只有银行才有的运营操作模式，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此“银行”非彼银行。

　　三 是当两者结合成一个概念时，如何定位这种新鲜事物。货币在银行、票号等机构未出现的那段时期里，大概也有着道德如今的尴尬。于是我们或许可以认定：道德银行是经营社会及个人道德，并以能使其赢利最大化为目的的营运机构之一。

　　当然，这里所指的赢利概念不同于普通的物质利益，而是社会成员通过道德银行的营运机制，使社会及大多数人的长远整体利益得到了普遍的维护。至于道德行为如何通过“道德银行”这种机制践履、道德规范如何才能普遍生效的问题，它们还有赖于人心，有赖于人的情感、观念的转变，它们属于另一个层次──即实践层次的问题。

　　当然，这个提法也被很多人质疑，主要的观点有：

　　1）银行服务的对象是货币等，“道德银行”会导致“道德”的物化，引发功利。

　　2）货币可以“零存整取”，而道德则完全是不求回报的一种个人素养的体现。

　　3）道德很难有具体可衡量的价值，具有不可量化的特点，银行对它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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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道德银行”实施的理论基础

　　很多人把道德等同于“个人崇高的追求”，并认为这种道德追求具有很高的独立性，与物质基础无关，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这些看法，也使得有人会提出如上的质疑。那么，“道德银行”实施的理论基础何在？打消人们心中的思想顾虑是“道德银行”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第一要务。以下的对几个论点的阐释，或许可以帮助一些人回答诸如上述的质疑。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出发，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而这个社会关系，根据唯物史观的看法，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关系。就是说，道德首先调整的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而，有学者认为，道德也是讲功利的，最简单的说，它的功利的长远一面就是争取社会与众人之间的整体长远利益得到维护。

　　从这个层面分析，道德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功利与非功利的混合体。但是，道德最终要上升到精神层面，这当然是针对道德的个体来说的，对于整个的社会道德规范而言，道德既物质又精神，既功利又慈善，是个复杂的概念。

　　显然，传统道德观念过于狭隘。我们也许不会觉得有关“道德银行”会导致“道德”的物化，引发功利的说法过于狭隘，我们也许会问：这样的话，个人的崇高追求、心灵感召，道德上的英雄气概和圣洁精神若不放在道德中，那么往那里安置呢？确实，西方人，尤其近现代西方人所理解的道德看来只是社会道德，是共同体的道德法典，图尔明（Toulmin）、黑尔（Hare）、贝尔、罗尔斯等主要伦理学家所理解的道德莫不如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崇高追求则一般被放到了宗教的范畴之内，宗教信仰主要是个人的事情，而道德规范却是社会的事情，宗教可能仍会给道德，尤其是崇高行为、奉献和牺牲的壮举以信念上的支持，但对道德规范的主要支持也许将可以考虑为是来自社会本身，来自所有人都具有的理性。

　　很多的伦理社会学研究表明：西方社会是既以个人，又以社会为本位的。而中国传统社会既不是以社会整体为本位，又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一方面会有梁启超、孙中山、梁漱溟等许多人批评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缺乏国家观念和团体精神”；另一方面又会有五四时期的许多人如陈独秀、吴虞等批评中国传统“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

　　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社会的道德的缺陷，不是缺乏“道德高尚人士”及“圣洁思想”，而是欠缺一种引领道德走向、规范社会道德的机制。一味的“道德呼号”，是传统的号召式教育，对于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发展影响甚微。

　　其次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奉献回报激励机制”存在有其必要。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平等自由交换下的经济，这就表明，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道德的权利与义务、奉献与回报应该匹配。

　　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从社会学角度看，市场经济是生产的社会化；而从伦理学角度看，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从表面上观之，市场经济是一种物与物的关系，但它深层蕴含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引伸出加强道德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们发现，在自私自利的动机下，“无形的手”和“无道德的市场”只会导致“经济失灵”。即使交易双方都遵守了法律，但由于其中一方不讲诚信，不讲道德都会导致交易失败和经济损失。在对“经济失灵”的调控中可以看到，道德力量的调节可以降低制裁和监督的费用，而通过法律和制度调节会增加交易成本。法律只能调整人的某些行为，而非全部行为。企图把人的一切行为都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中，是根本不可能的。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确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可以有效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而道德建设本身同样可以创造经济效益。

　　而实际上，“奉献回报激励机制”古来有之。北宋时司马光曾说过，“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即是说，一个有德性的人，在与他人相处中，一方面能够“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另一方面，又能够“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

　　又比如把“道德银行”叫做“功德簿”，“储蓄”之类的叫做“积德行善”，我们发现，这些概念在我们社会存在已经几千年了。只不过在相当的一段历史长河中，其间还掺杂了一些糟粕，比如因果报应，荫及子孙等等。可以发现，这些概念其实就是道德“可存可取”、“零存整取”的思想。钱物等物质资料是可以用来存取的（古代有仓库、典当行，现在有银行、股市等），基于上文“道德建设本身同样可以创造经济效益”的结论，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仅道德是可以存取的，而且是可以和货币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联系。

　　三 之江学院“道德银行”的意义与影响

　　3.1高校“道德银行”重在机制、理论创新

　　之江学院创办“道德银行”首先不是对“时间银行”的简单重复，而在于机制与理论的创新。它首先是对道德激励与道德回报机制的一种尝试，并试图通过这种创新，不仅寻找到“道德银行”道德回报机制的理论基础，更在实践当中对这种机制与理论创新予以检验与确认。

　　3.1.1道德理想要求与现实利益追求的统一

　　之江学院建立道德银行的实践反映了大学生既有追求崇高道德的理想愿望，又有遵循和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实现自己利益的现实追求。道德银行坚持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道德银行最直接的特征是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既包含着市场行为，也包含着道德追求。作为市场行为，服务者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获得一定的回报，作为道德追求，服务者通过服务活动，感受助人之乐，提升精神境界。道德银行强调社会责任的同时，又不抹杀人的个性，个人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他的正当利益和正当权利得到相应的保护和回报。

　　3.1.2道德实践载体的创新

　道德银行实践着眼于引导、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使他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