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辞赋“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诗评选》：“义山诗寓意俱远，以丽句影出，实自《楚辞》来。”[1]吴乔《西昆发微序》：“义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无题》诗十六篇，托为男女怨慕之辞，而元一直陈本意，不亦风、骚之极致哉！”[1](P8)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注《无题》（八岁偷照镜）：“此首乃追忆之词。逦迤写来，意注末两句。背面春风，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词特妍冶。”[1](P30)秦朝釬《消寒诗话》：“义山诗如《无题》、《碧城》、《燕台》等诗，且放空著，即以为如《离骚》之美人香草，犹有味也。”[1](P44)
　　上面引述，主要从总体上概略谈屈原辞赋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剧质素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屈原《九歌》的悲剧本质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是朝廷祭歌还是民间祭歌，它的创作年代是早是晚等问题，向有争议。笔者认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根据楚之民间祭歌加工创作而成的一组抒情诗。这个问题的界定，对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创作年代和性质，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剧色彩。
　　闻一多先生在《九歌的结构》、《什么是九歌》[2]两文中，根据《九歌》十一篇的内容和风格特征对《九歌》进行了分类，认为其中八篇的《东君》与《云中君》、《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各为一对配偶神，作品所陈述的是他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这种划分和概括未必完全切合实际，但可成一家之言，起码“二湘”、《河伯》与《山鬼》诸篇陈述爱情故事则是不争之事实。爱情是人类美好的感情，有情人理应终成眷属，但《九歌》中的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湘君》，写湘夫人思念恋人湘君，久候不至而驾舟亲往前迎，“邅道洞庭”，横渡大江，历尽艰难险阻和千辛万苦，然而，“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叹息！”她在痛苦失望中“横流涕兮潺湲”！《湘夫人》，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见，相遇无缘。他幻想能与湘夫人同结百年之好，传令筑室水中。但正值水中华美芳洁之宫殿筑成之际，“九嶷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九嶷山上的众神来迎接湘夫人回去哩！湘君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河伯》，始写河伯与恋人携手游山玩水——“与女游兮九河”，“登昆仑兮四望”，“与女游兮河之渚”，真是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流澌纷兮将来下”，由于流冰纷下的威胁，“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与恋人不得已而凄然分别。《九歌》所写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要么是求而不遇，要么是遇而复失，总之是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的不可能实现，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最终是理想的受摧残，人生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毁灭。
　　屈原《九歌》所展现的悲剧，不仅仅是美好事物的毁灭，它还表现出了主人公在遭受摧残时的不屈意志，勇敢抗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湘君》写湘夫人由于湘君的爽约而对他的感情产生怀疑，认为“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于是便把湘君当初赠送给她的定情物“玦”与“佩”丢弃到水中：“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显示了与负心汉的决绝态度。但同时，她又“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又想若恋人真正因为客观原因而未赴约的话，我也不能错怪他，所以采芳草交给“下女”以向湘君传达自己的心意，显示了对爱情的不懈追求。《湘夫人》的结尾同样表达了主人公这样的思想感情。《山鬼》，写山中女神盛妆去与恋人约会，在凄风苦雨中久等恋人不至，她在经受着失恋的痛苦煎熬时依然充满自信：“山中人兮芳杜若”，认为自己的品貌芳如杜若，与当初“既含睇兮又宜笑”、“善窈窕”的美质无异，倒是对方的感情起了变化：“君思我兮然疑作”，从而表达了无比悲愤的心情：“思公子兮徒罹忧”！一位既向往爱情，热烈追求，又傲岸不屈的“山鬼”形象跃然纸上。
　　《九歌》所展现的这种悲剧的本质，在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爱情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李商隐年轻时在王屋山之道观与女道士宋华阳相识并坠入爱河，但此事被发现，宋被遣，诗人也被赶下山。诗人为这一刻骨铭心的爱情写了诸多诗篇，包括一些无题诗皆与此相关。这些诗篇无不具有悲剧色彩。《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层中锁彩蟾。应是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本文所引用李商隐诗皆选自中华书局1988年版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以下只注篇名）值此月夜良辰，诗人本当与宋氏姊妹同赏明月，这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必然要求”，但宋氏姊妹却被玉楼深锁，水晶帘隔，令诗人无缘相见徒劳思念。事发后，在“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时节，诗人与宋分别，依依不舍。但他仍寄有希望：“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谁知此别竟是永诀，幽期难再，天涯永隔，诗人只能在梦中与情人相会了，梦醒之后他深沉慨叹：“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这一美好的爱情就这样给毁灭了。
　　《燕台诗四首》的女主人公是先于洛阳柳枝的李商隐的恋人，可能是某家的养女，与商隐发生恋情后即被一大商人重金买去[3]。由于诗中多楚地及其风物，如“云梦”、“湘川”、“苍梧野”、“楚管蛮弦”等，《燕台诗四首》所受《九歌》之影响殊为明显，尤其“瑶琴愔愔藏楚弄”一句显与《湘君》“吹参差兮谁思？”有相承之处。这四首组诗的悲剧色彩也更为浓郁。诗篇写诗人与女主人公在春天相恋而被迫分离后，便从夏经秋到冬，由中原（河内怀州）而石城（今江陵），经洞庭湖沿湘江到长沙，千里追寻。恋人则“芳根中断香心死”，“破鬟倭堕凌朝寒”，又被商人挟持匆匆远行。这种千里追寻而元果的悲剧结局与《湘君》湘夫人驾舟北征千里寻夫而不遇的结局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者，《湘君》是想象，《燕台诗四首》是写实而已。
　　刘学锴先生说：李商隐“十四首无题诗多写离别相思，而且多数是抒写爱情的失意、幽怨、感伤、幻灭等带有悲剧性的情感内容。”正像《九歌》一样，李商隐的爱情诗也不仅仅表现爱情遭受摧折与毁灭的悲伤，而且表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韧与执著，在悲中展现出崇高与美。如《无题》（飒飒东风）的尾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方面是爱情幻灭的强烈悲愤，是屡受挫折后近乎绝望的叹息，但在幻灭、绝望中透露的却是任何阻抑也无法泯灭的春心。“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结果不是心如冷却的死灰，而是导致新一轮的春心萌发和更强烈的追求。[4]《燕台诗四首》主人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辗转千里的追寻本身就显示了主人公的坚韧与执着，由悲中显示出美来，与湘夫人的千里寻夫具有同样感人的力量。
　　二、《九歌》悲剧的感伤基调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悲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基调感伤。郭沫若说《九歌》歌辞“清新”，调子“愉快”，“情调清新而玲珑”[5]，虽然也能找到例证，但并不符合《九歌》的整体实际。马茂元说：“在《九歌》的轻歌微吟中却透露了一种似乎很微漠的而又是不可掩抑的深长的感伤情绪”。“隐隐约约地笼罩着一层从生活深处发散出来的忧愁幽思，感伤迟暮的气息”。[6]《九歌》除《东皇太一》外，其它诸篇都带有忧伤哀怨的情韵。且不说“二湘”、《山鬼》、《河伯》这些祭祀地祗的篇目，即使祭祀位高权重的天神的如《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几篇也莫不如此。《少司命》写人神道殊，相恋而不得其所，“悲莫悲兮生别离”。“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无不表现出一种悲凉怅惘之情。《大司命》虽极写大司命这一掌管人之寿夭之神威严权重，诡谲莫测，然“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结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抑郁忧伤之情依然可见。《东君》，写太阳神高唱着“暾将出兮东方，照我槛兮扶桑”，抚马安驱，驾龙而上，乘雷而行，何等威武雄壮！然而，“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依然不免带有一丝惆怅。《云中君》，始写云中君沐兰浴芳，华衣若英，龙驾帝服，翱游周章，何其逍遥！然而，结尾则是“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其情更是忧伤凄婉。正如周禾所形容的那样：“仿佛这些神被一种力量所驱使而聚集到一起，在诗人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一次情绪颇为低沉的大汇演。”[7]
　　《九歌》这种感伤色彩，不仅影响了同时期的诗人宋玉，也影响着后世诗人的创作，李商隐可谓受其影响最著的一位。
　　“刻意伤春复伤别”，是商隐对杜牧诗的评价，其实正是夫子自道，杜牧诗的伤感远不及商隐的诗。且不说他那些恋情诗、无题诗，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将情人离别时的黯然销魂表现得无以复加。成为离别情诗的千古绝唱，即使他的咏物诗、政治诗也都笼罩着一层如浓雾般的感伤色彩。如咏物诗之《流莺》，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评曰：“通体凄惋，点点杜鹃血泪矣。”刘蕡是晚唐政坛上颇有作为的重要人物，也是李商隐仰慕的政治家，因党争而遭贬。刘蕡被贬而死后，李商隐连续写了四首悼念的诗。其《哭刘蕡》曰：“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诗中人物、意象、情调都明显受楚辞影响。
　　刘学锴将李商隐诗的情绪型感慨分为“间阻之慨”、“迟暮之慨”、“孤寂之慨”、“迷惘幻灭之慨”[4]（第十一章），我想，无论哪种类型，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感伤的基调。李商隐诗感伤的情感基调取决于其生存的时代和个人遭际等因素，但从诗歌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他则从中国诗歌感伤主义的传统中接受了艺术营养。刘学锴将中国文学史的感伤主义传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宋玉、李商隐、曹雪芹为代表，且以为李商隐诗歌的感伤主要接受了宋玉的影响[4]（第十八章），较为切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但我以为李商隐诗歌的感伤色彩受屈原《九歌》的影响更为突出。试比较商隐《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与《九歌·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一写“上清沦谪得归迟”的“圣女”所处的环境气氛，一写越过艰难险阻到约会地点不见恋人而独立山巅的“山鬼”所处的环境气氛，那由细雨灵风所构成的朦胧幽约的境界，由这种境界所透出的看似淡微而实则深沉的主人公的忧伤如出一辙，甚至连用语如“灵风”、“神灵雨”也几乎相同。所不同的是，商隐诗作为七律之一联，更为概括，蕴含更为丰富。其实《圣女祠》“松篁台殿蕙香帏”与《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也有渊源关系。至于《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千古文人“悲秋之祖”的名句，对李商隐“飒飒东风细雨来”（《无题四首》其三）、“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风光冉冉东西陌”（《燕台》）的影响也是显然的。所不同者，一为悲秋，一为伤春，“感伤”则是一致的。 　　三、《九歌》悲剧的神话题材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屈原《九歌》的悲剧是与其运用神话传说作题材分不开的。中国古代的神话大多具有悲剧色彩，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九歌》即是祭祀的乐歌，几乎每篇都包含有一个凄美悲凉的神话传说。“二湘”之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众人皆知。无论把舜看作“湘君”、二妃看作“湘夫人”还是把娥皇看作“湘君”、女英看作“湘夫人”，《九歌》“二湘”所源的神话传说都是悲婉动人的。一般认为《山鬼》中的“山鬼”即巫山神女瑶姬，《文选·高唐赋》注引《襄阳耆旧传》：“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故曰巫山之女。”瑶姬未嫁而卒已是悲剧，卒后与楚襄王未果的爱情也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九歌》运用神话传说题材的悲剧性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九歌》的悲剧性。李商隐诗歌的悲剧性也与此有关。李商隐诗歌运用神话传说与《九歌》相关者以湘妃与巫山神女最多。如《燕台四首·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帘钩鹦鹉夜惊霜，唤起南云绕云梦。”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瑶琴’四句，恨现前之欢娱有限，用巫山事，所谓‘犹恐相逢是梦中’也。”《燕台四首·冬》：“清溪白石不相望，堂上远甚苍梧野。”显系用“湘妃”典。冯浩《玉溪生诗笺注》评此诗“神味原本楚《骚》”者，殆源于此。《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众中赏我赋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辈。”“高唐”即用巫山神女典，下句直接点出与屈宋之关联。与宋玉之关者是《高唐赋》，与屈原之关者定是《山鬼》了。前引《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不仅意境、感伤色彩与《九歌》有关，其暗用之神话故事也与《九歌》有关。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一春梦雨’，言其如巫山神女，暮雨朝云，得所欢也。‘尽日灵风’，言其如湘江帝子，北渚秋风，离其偶也。”《无题二首》其二“神女生涯原是梦”之“神女”即巫山神女。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评此诗曰：“重帏自锁，清宵自长，所谓神女小姑，即《楚辞》‘望美人兮南浦’之意。”《银河吹笙》：“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湘瑟”即湘灵鼓瑟，与湘妃的神话也有关系。商隐诗用神话题材与《九歌》联系最明显最密切者当属《楚宫》：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
　　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
　　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因腥臊岂易招？
　　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此诗当为大中三年五月诗人由桂管北归经潭州所作，主旨为凭吊屈原。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颔联化用《山鬼》诗意，“枫树夜猿愁自断”化用“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女萝山鬼语相邀”化用“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地为楚地，主旨为吊屈原，诗人很容易想到屈原的作品，“二湘”与《山鬼》的神话题材与悲剧氛围正宜表达商隐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两位相距千年的诗人于此时此地可谓心有灵犀遥相通。
　　四、《九歌》悲剧表现的比兴象征手法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九歌》悲剧表现的重要手法是比兴象征。
　　比兴手法是自《诗经》以来中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楚辞》对《诗经》的比兴手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为整体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这尤其在《离骚》中充分体现。这种“香草美人”的手法为后世许多作家所继承。李商隐的诗也明显继承这种手法。如《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缷。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古人早已看出此诗“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吴乔《西昆发微》：“（此）才而不遇之意。”联系作者的生平，不难看出这位伤春的少女有着诗人自身的面影，象征其少年才俊而却对前程有着深深的忧虑与茫然。
　　《九歌》作为《楚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点特别。它是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抒情诗，所抒写的感情便具有双重性——既有诗中所祭之神的情感又有诗人屈原的情感，所以它运用的比兴象征手法往往也具有双重性。如《湘君》写湘夫人沿湘江北上千里寻夫不遇后写道：“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朱熹《楚辞集注·九歌》：“此章（按，指“桂棹兮兰枻……恩不甚兮轻绝”一段）比而又比也。盖此篇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则以别事（按，指“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朱熹所说的“比而又比”就是双重比喻与象征。第一重是，以“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比求神而不答。薜荔不在水中，芙蓉不在木末，所以到水中采薜荔，到树梢摘芙蓉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作者以此来比湘夫人寻夫难遇，以表达她失恋的感伤和悲凄。第二重是，以求神不答来比事君之不偶，寄寓诗人的悲剧遭遇。
　　受《九歌》这种“比而又比”的手法影响最深且又有所创新发展者当数李商隐。看其《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沈。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此诗含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即诗的表层，其意是咏嫦娥，嫦娥窃灵药而入月宫，虽高处琼楼玉宇极高洁清净，但碧海青天则十分清冷寂寥，此所“悔”者也。第二层即诗的内层，其意蕴是咏女冠，以嫦娥的寂寞孤独喻女冠的寂寞孤独，表达对女冠的深切同情。第三层即诗的深层，其意蕴是咏诗人，借前两层以喻诗人蔑弃庸俗向往高洁而陷于孤寂的处境与心境。诗中嫦娥、女冠、诗人实三位一体，境类而心通。《重过圣女祠》也有三层意蕴。第一层，写圣女“上清沦落得归迟”的悲剧命运；第二层，以圣女喻女冠；第三层，寄寓诗人自身遭际。[4]（第十章）商隐这些诗，与《九歌》相比，运用比兴手法更为深隐，象征有神无迹，非知人论世而无法探其深层含蕴。比兴象征这一手法到李商隐这里达到了炉火纯青乃至登峰造极之境。但其源则是《诗》《骚》，《九歌》的影响功莫大焉。
　　五、李商隐诗歌创作接受《九歌》悲剧质素影响的深层原因
　　商隐诗歌创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剧质素的影响，具有深层原因。
　　第一，李商隐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点。李商隐生活于大唐商国的晚期，屈原之生平活动也正是楚国的末世。
　　第二，李商隐与屈原的家世具有相似点。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等诗都言自己的家世与李唐皇室有关，据清人张采田与今人刘学锴等考证。李商隐之远祖与李唐皇室乃为同宗，但关系已非常疏远，商隐当是凉武昭王李暠的十五代孙。[4]（第一章）这种宗亲关系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给李商隐带来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从影响比较直接的高、曾、祖、父四代近世宗亲来看，虽然都有官职，但大都为州郡僚佐、县令县尉一类州县官吏。到其父李嗣去世后。李家更是“宗绪衰微，簪缨殆竭……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乃“楚之同姓也”。据褚斌杰师的考证，屈原从血统、世系上，属楚公族。然亦非楚王近宗[8]，故自叙为“苗裔”。
　　第三，李商隐与屈原的生平遭际近似。李商隐少怀“凌云一片心”（《初食笋呈座中》），但仕途坎坷，一生辗转漂泊于幕府，最后郁郁而卒。屈原也是少怀大志，愿为王者师，“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虽青年官居高位为王之左徒，但自因制订宪法被同僚谗毁怀王疏远后，又两次被放逐，最后见楚国势已去而含愤投江，葬身鱼腹。
　　王朝末世，皇族远裔，怀才不遇，酿成两位诗人悲剧的性格和悲剧的人生，虽相距千年而触类心通，思想感情极易产生共鸣，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九歌》悲剧质素的影响自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