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出于人的意愿，恶也是出于人的意愿 ，意志的方 向既可 以是好的，也可 以是坏 的。当意志受到理性的控制和支配，也就是说 ，意志中理性的成分占主导地为时，意志偏向于为德，偏向于自制，偏 向于美好的东西 ，当意志被欲望所困 ，特别是被肉体的快乐和欲望所困时，意志就偏向于为恶 ，偏向于不 自制。所 以，儒家也知道“志”的双面性 ，但是他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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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儒家具有唯意志的倾向，如孔子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曾子、子游的“慎独”，孟子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都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动力，而其精神动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欲”，我的爱好、我的意愿、我的向往、我的意志 ，意志力在儒家那里是以向慕“道”、期望“道”等情感为基础的，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德性动力。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意志力不予信任，其对人的不能自制的论述，显示了人的善的意志的薄弱。所以，在成德的过程中，儒家更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动力，重视意志、志愿在德性实现中的作用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 出于人的意愿，如果人在情感上排斥德性 ，就不能算作真正的获得德性，肯定了意志在德性实现中的作用，但是意志的力量在他那里是薄弱的，比起意志，他更加相信理性的力量及外在的理性规范。

　　总之，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 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 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 的依靠和凭借 ；儒家重视以情感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精神动力，即意志力 ，而亚里士多德在情感 、意志、理性中更加注重理性的力量，并且以理性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法律 ，作为人的最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情感与理性的侧重就成了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 ，情感与理性 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 ，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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