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本讲演的题目提出的问题是纯粹修辞的。我希望你们中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我哪怕只有一刻否认技术上停止通货膨胀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货币当局真地想这么做并且准备接受其后果，他们总是可以一夜之间就做到。他们完全控制着信用金字塔的基础，只要负责地宣布他们不再增加银行持有的和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而且，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减少它们——就行了。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没有争议。我关心的不是技术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可能性。这里，我们的确面临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才华出众的人，都已经无奈地接受了无限持续的通货膨胀的必然性。我不知道我们曾经做过哪些认真的尝试克服这些不是在金融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中的困难。我本人不能宣称有在目前情况下肯定可用的而且有效的专利药方。但我认为，只要这个问题的紧迫性被广泛地认识到，解决它并不是人们力所不能及的。今晚我的主要目标是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如果要维护可行的自由人的社会我们就必须停止通货膨胀。一旦这种迫切的必要性被完全认识到了，我希望人们能够鼓起勇气拿起这块必须解决的烫手的烙铁——如果我们要克服政治障碍并且抓住恢复有效的市场经济的机会。

在基础教材中，也许一般而言在公众心目中，只有一个通货膨胀的有害后果被认真看待，那就是通货膨胀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的影响。当然，未被预见的货币贬值损害债权人而有利于债务人。这很重要但绝不是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后果。由于损害的是债权人，受益的是债务人，大多数人并不特别在意，直到他们有一天认识到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为数最多的债权人阶层是工资收入者和小债权人，而获益的债务人的代表群体是企业和信用机构。

但是我不想过多谈论通货膨胀的这个最为人熟悉的也是最容易自纠正的后果。二十年前我还难以使我的学生相信，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物价一年上涨5%，利率就会达到9-10%或者更多。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没有理解，只要通货膨胀持续下去，这种利率就注定持续。然而，只要是这样，而且债权人知道他们回收的总资金中只有一部分是净回收，至少短期的贷款者相对而言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尽管长期债权人，例如政府公债和其它债券的持有者，会遭受部分剥夺。

然而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更加间接的方面，我这里必须至少简要地提及。这就是它会破坏一切会计业务的可靠性并且注定体现远远超过真实收益的虚假利润。当然，明智的经理人员会明白这一点，至少是原则上明白，会把扣除货币贬值引起的资本的替代成本之后的收益视为利润。但是，税务人员不会允许他如此作账，而是对所有虚假利润征税。这样的征税其实就是没收部分资本，在高速通货膨胀时可能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人们熟悉的基本事实，我只想在讨论通货膨胀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因而也更加危险的后果之前重申一下。大多数教科书中重复的全部常规分析都认为平均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所有价格以差不多同样的百分率同时上升，至少当前市场上的所有价格都是如此,除了几个被法律和长期合同限制的价格，例如公用设施的价格、租金和各种约定的费用。但事实不是这样，甚至不可能是这样。关键是只要货币开支的流量继续增长，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被带动上涨，不同的价格必然不是同时而是依次上涨，因此，只要这一过程继续下去，最先上涨的价格必然永远在其它价格前继续上涨。整个价格体系的这一扭曲只有在通货膨胀过程停止后一段时间才会消失。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导师Ludwig von Mises在过去60年间孜孜不倦地强调的一个基本论点。然而，似乎有必要详细阐述一下，因为我最近有些吃惊地发现，最杰出的在世经济学家之一并不欣赏它甚至明确地否定它。[1]

货币流量的持续增加引起不同价格上涨的先后次序是理解通货膨胀的效果的关键，这一点在两百多年前David Hume就清楚地看到了——其实，之前的Richard Cantillon也看到了。为了消除这个后果，Hume作为初步近似假设某个国家的公民一天早上醒来发现他们拥有的钱奇迹般地翻了一番。甚至这样也不会真正引起所有价格以同样百分率立即上升。但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额外的货币总是通过某个入口进入体系。总是有一些人在其它人之前有更多的钱花。这些人是谁取决于货币流增加的方式。它可能最早被政府花在公共事业或者增加公务员工资上；它可能先被花在证券上、在投资上、在工人报酬上或者在消费品上。然后它会被最早接受额外花费的人再花到别的东西上，如此继续。这些过程根据额外的货币流的最初入口处的不同而不同；它的分流很快就非常复杂，无人能够追踪。但是这一过程的所有不同的形式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价格会上涨，但不是同时而是依次，而且只要这一过程继续，一些价格就会走在另一些价格前面，因此相对价格的整个结构就十分不同于纯粹理论家描述的均衡状态。总是会存在有利于货币流的增加最先影响到的而不利于后来影响到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梯度——结果是，整体上升的不是水平面而是一种倾斜面——如果我们以通货膨胀开始前而且通货膨胀停止后一段时间大致会回到的价格体系作为基准面。

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如果持续一段时间并且人们相信还将继续——肯定会引起资源配置的类似变化：目前价格相对较高的产品和服务会生产较多，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和服务会生产较少。生产要素的这种重新配置显然只有在通货膨胀以给定的速度持续时才会发生。我们会看到，这种只有在通货膨胀持续时才能持续的对经济活动——或者说，一些经济活动——的刺激，是即便是临时的通货膨胀使我们感到为难的原因式之一，因为它的中止必然破坏它制造的一些工作岗位。

但是，在我转而论述一个自身调整得适应于持续的通货膨胀过程的经济的后果之前，我必须论述一个论证，虽然我不知道它曾经在什么地方被明确地表述过，但它似乎是认为通货膨胀相对无害的观点的根源。它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未来的价格被正确预期，人们预期的未来的价格体系都与均衡态相容，因为当前的价格将适应于预期的未来价格。然而，显然仅仅正确地预见在各个未来时刻的一般价格水平是不够的，而这些价格水平——如我们所见——将以不同的程度变化。特定商品的未来价格能够在通货膨胀期间被正确预见的假定可能是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假定：因为，不论预见了什么未来价格，当前的价格都不会自动地调整到预期的未来的较高价格，而只是通过货币数量数量当前的增加与由此必然导致的不同价格的相对高度的所有变化而实现。

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来的价格被正确地预期，通货膨胀就不会有任何一种这么多人欢迎的刺激效果了。

使得通货膨胀初看上去普遍地有利于经济的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价格比预期的要高。这一点带来了兴奋，一种虚假的繁荣感，每个人都觉得发财了。那些没有通货膨胀也赚大钱的人赚更大的钱。那些赚钱的人通常赚得更多了。不仅那些濒临绝境的企业甚至一些本应破产的企业都随着出乎意料的洪流漂浮在水面上。需求一般说来超过供给——什么都可以卖，每个人都可以继续其营生。Beveridge勋爵所说的充分就业指的正是这种工作比人多的表面上良好的状态——他从未意识到他在晚年深感不满的退休金贬值是他本人的主张得以实施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但是——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论点——他的意义上的“完全就业”不仅要求持续的通货膨胀，还要求越来越快的通货膨胀。因为，如我们所见，只有当通货膨胀，或者至少膨胀的程度，不为人预见时才能有其当下的有利效果。但是一旦它持续一段时间，人们就能够预见到它的未来发展了。如果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以每年5%增长，人们就会期望价格今后也会如此增长。生产要素的当前价格会被对产品的较高价格的预期抬升起来——有时侯，如果某些成本要素是固定的，可变要素的价格会比产品价格的预期上涨幅度还要高——直到只有正常利润的时候。

但是如果当时的价格没有升得比预期的高，人们就不会赚额外的利润。尽管价格继续以从前的速度上升，它对销售和就业也不会再有以前的奇效了。人为的收益将会消失，会再次出现亏损，一些企业会发现价格还抵不上成本。为了保持通货膨胀在其全部意义没有被人理解之前产生的效果，它必须比以前更强烈。如果起初5%的年价格上涨率是足够的，那么一旦人们预期了5%，只有7%或更高的上涨率才能起到以前5%的上涨率起到的效果。因此，如果通货膨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许多活动已经变得依赖于它的越来越快的持续进行，因此我们会发现，虽然价格上涨，许多企业会亏损，而且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失业。一旦经济依赖于某个水平的通货膨胀率，仅仅压制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就必然会导致价格上涨情况下的衰退。

这一切都意味着，除非我们准备接受不断增长的最终必将超出任何预设的极限的通货膨胀率，否则通货膨胀就只可能暂时地刺激经济，而且必然不仅不再有刺激作用，而且将总是导致调整的延迟和新的失调，使得我们的问题更加困难。请注意，我不是说一旦我们开始通货膨胀，我们就必然陷入飞速的超级通货膨胀之中。我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我主张的不过是，如果我们希望永保通货膨胀的特定的繁荣和制造就业的效应，我们就必须不断地通货膨胀并且永远不停地加快膨胀的速度。这一点已经被1920年代早期的德国通货大膨胀（Great German inflation）经验地证实了。只要通货膨胀以几何速度增长，实际上就的确（除了末期）没有失业。但是这时候，只要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降低，失业就又很快严重起来。我不相信我们应该走那条路——至少只要勉强负责的人还在当权——尽管我不太确定过去十年的货币政策如果延续下去会不会迟早造成不那么负责任的人当权的境况。但这还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正在经历的仍然仅仅是在英国被称为“停停走走”（stop-go）政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局不时警觉起来并且试图停下来，但结果是，甚至在价格上涨停止前失业就开始严重起来而当局感到被迫恢复扩张。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比较小幅度的通货膨胀重新激起景气的有效性会迅速降低。我承认，过去二十年的景气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是恢复性扩张在重新启动景气方面的作用持续的时间。我的预期是，通过更多一点通货膨胀刺激投资的力量会消失得快得多——很可能现在我们就到了那个点了。但是我不能确定。我们可能还有十年时间可以实行停停走走政策，这期间可能货币政策的通常措施的效力越来越低，衰退期越来越长。在当前的政治框架和舆论条件下，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现任主席也许已经做到人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程度了。但是，他所不能控制——我下面就将论及此——的环境对他施加的限制可能极大地限制了他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的能力。

在现在在座的一些人出席过的此前的一个场合，我曾经把那些对在追求完全就业政策一段时间之后的金融政策负责的人的立场比喻作“拉住虎尾”。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比我们设想的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不仅拉住虎尾时虎会越跑越快，运动越来越颠簸，而且由于虎越来越被激怒，继续下去的前景变得越来越令人恐惧。人很快就会被置于这样的位置是反对通货膨胀持续的核心论据。另一个经常被恰当地用于此处的比喻是吸毒的后果。初期的愉悦效应和后来被迫的痛苦选择的确是一个类似的两难处境。一旦到了这个处境，人们就很容易依赖于暂时缓解症状的措施并且满足于克服短期的困难而永远不面对根本的麻烦——那些只负责金融政策的人对此的确几乎无能为力。

然而，在继续讨论这个主要论点之前，我还必须谈谈所谓通货膨胀是快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的说法。我们看到，现代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工会政策的发展可能已经导致了这样的境况：增长和足够高度和稳定的就业水平——只要那些政策持续——使得通货膨胀成为克服这些政策导致的障碍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在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是增长所需的，甚至不是有利于增长的。现代世界的几大工业国家没有一个是在货币贬值期间达到其地位的。英国1914年的价格——就这么长时期可做的有意义的对比而言——与两百年前大致相同，而美国1939年的价格与我们有记载的最早时刻——1749年——大致相同。虽然世界历史大体上是通货膨胀史，但我们知道的几个成功案例基本上都是维持了稳定的货币的国家和时期的案例；而且过去货币贬值通常是与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资本要素无疑可以暂时由所谓的“强制性储蓄”增加——也就是说，信用扩张可以被用于将更多的当前使用的资源转化为资本要素。在这样一个时期的末尾，资本要素的物理数量会比不这么做时要多。其中一些可能是持久收益——人们可能由于他们不得消费的东西而得到房子的补偿。但是我不能肯定工业设备的储存量的这样的强制性的增长是否总是使一个国家富裕，也就是说，其资本储存量的价值会不会变得更大——或者全面的产出率是否会因此而增加。如果投资建立在对未来比实际发生的更高速度的持续投资（或者更低的利率，或者更高的实际工资，这些都一样）的期望的基础上，这一高投资率在促进整体产出率方面可能还不如更加恰当形式的低投资率。我认为这对于那些依靠通货膨胀提高投资率的欠发达国家是个特别严重的危险。这么做的必然后果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这些国家中的一小部分工人占有的人均资本数量比人们能够指望的在不远的将来向全体工人提供的要大得多，因此这样的大投资对于提高普遍的生活水平不如更加广泛和均匀的小投资。那些建议欠发达国家通过通货膨胀提高增长率的人在我看来几乎是完全不负责任到了犯罪的程度。根据Keynes的假设，一个使得通货膨胀成为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之必需的前提条件，即工会决定的工资的刚性，在那里并不存在。而且我所看到的这类政策的后果，不论是在南美洲、非洲、还是亚洲，都不能改变我的下述信念：在这些国家，通货膨胀是完全地无例外地有害的——它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并且推迟了有效的市场经济的成长不可或缺的合理核算的精神的发育。

Keynes对扩张信用政策的全部论证完全建立在工会决定货币的前提下；这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特有的现象，也是欠发达国家没有的——出于不同的原因在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不那么显著。只有在那些——如人们所说——货币工资“向下刚性”而且不断被工会压力推动上涨的国家，高就业水平才可能仅仅由持续的通货膨胀维持——而且我不怀疑只要条件不变就将如此。上次大战后这里发生的变化是，一些政策原理被采纳了，而且经常被写进法律，这些原则事实上使工会免于其工资政策对失业可能要付的责任而且把所有维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加于货币和财政当局。后者其实是被迫提供足够的货币以保证以工会制定的工资的劳动力的市场供应。由于不可否认至少在几年时期里，金融当局有能力通过充分的通货膨胀维持高水平就业，他们将迫于公众舆论采用这一工具。这就是过去25年间通货膨胀的发展的唯一原因，而且只要我们仍然允许工会把货币工资提高到他们能够迫使雇主们同意的任何水平——而雇主们同意支付他们能够接受的具有当前购买力的货币工资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货币当局会通过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并因而降低达成协议的货币工资的真实价值而部分地减轻危害。

这一政治状况在目前使得持续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它只能通过工资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的变化才能改变。每个人都要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保持下去，我们就注定要有持续的通货膨胀。然而我们却承受不起这一点，不仅因为通货膨胀即便在防止失业方面也越来越无效，而且还因为它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以后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它就会越来越多地瓦解经济并且制造出实行各种控制措施的强大压力。不受控制的通货膨胀就够糟糕的了，而被控制措施压制的通货膨胀更糟糕：这是市场经济的真正的终结。

因此，如果我们还想维护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我们就必须解除工会决定工资的权力。除非工资——特别是不同行业的相对工资——再次由市场决定并且真正成为浮动的，可上可下，否则就不可能实行非通货膨胀的政策。非常简单地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如果工资不能下降，相对工资的一切必要变化肯定会由于那些原本会相对下降最多的工资保持不变而导致所有工资上升。这意味着，如果工资结构要变化，所有的货币工资都必然上升。然而，同意其成员工资下降的工会今天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没有人从中受益，因为货币工资的上升必然被货币价值的下降抵消，如果它没有造成失业的话。但是，它似乎是工业和手工业工会的集体讨价还价决定工资的做法加上完全就业政策的必然后果。

我相信，只要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没有什么指望改善货币控制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的体制是令人满意的。现有的体制完全是使人们更易于易屈从于工资问题的压力——也就是说——使各国更易于通货膨胀而设计的。金本位被破坏主要是由于它是通货膨胀的障碍。1931年英国停止实行金本位后几天，KEYNES勋爵在一家伦敦报纸上说“很少有英国人会不欢呼砸毁我们的金镣铐，”并且十五年以后向我们保证说“BRETTON森林体系”是“与金本位相反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金本位的防止任何国家实行持久通货膨胀政策的性质。尽管我不能肯定金本位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最佳机制，然而它确实唯一成功做到这一点的机制。它可能有许多缺陷，然而它之被破坏却从来不是由于它的任何缺陷，而且替代的方案都不更好。如果像最近我听到一位参与建立BRETTON森林体系的人对我说明的，他们的目的是把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重担完全放在顺差国家，那么在我看来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持久的国际通货膨胀。但是我只是在结束时提及这一点以表明，如果我们要避免持续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我们也需要一个不同的国际金融体系。然而我们只有在各大国解决了它们的内部问题之后才能实际考虑这一点。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能满足于临时措施，而且在我看来，目前，只要我讨论的那些困难依然存在，就没有可能通过恢复国际金本位解决国际通货膨胀的问题，即使人们真地打算实行这个政策。在我们能够希望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金融政策之前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工资问题。

本文最早是1970年3月18日在Tarrytown，New York对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董事和宾客发表的讲演。

[1] [See Professor Hayek‘s criticism of Sir John Hicks in his article, Three Elucidations of the Ricardo Effec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ch-April 1969): 274—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