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行政管理效率化。成员的工作明确、快速、具体，有充分的经验和知识，有档案、文件等信息可供参考;工作性质有持续性、整体性且对个别事件有充分的裁量权;严格遵守上级的指令，尽量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有效达成目标[4]。
　　中国转轨时期的官僚制虽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原来传统官僚制的很多弊端但是仍然保留了很多传统官僚制度的遗风。转轨时期中国公共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特征：
　　（1）一把手占据权力资源。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在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官与民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并且按照人的身份差别区分官僚等级，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一旦登上领导宝座就持有很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几乎单位一切的人员任用、解聘，资源配置等权力都集中于一把手手中，一把手说了算在今天的中国是被普遍认知的潜规则，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优势，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力不但垄断被领导者选举之权，在决定事项的过程中集体决议也只是走过场，实质决定权仍然是握在一把手手中，组织的规章制度在一把手面前也只能让步这种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的不同也造成了在法律面前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特征都与韦伯所设想的职务等级原则等级拉平化，只有专业技术和知识的差异大相径庭。
　　（2）权责分离。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公共管理制度由于没有摆脱人治、集权的传统，在组织运转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存在权责不相一致的地方，有的有权无责，有的有责无权，有的权大责小，有的责大权小，部门之间往往权责不清，由此导致许多政府部门乱作为、不作为、少作为，造成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争权夺利、推诿扯皮。上级政府机关对所属部门缺乏明确的职责划分和授权，或包 揽过多、过细，以至下属部门越权作为、任意作为；或消极等待、不 作为，搞“矛盾上交”。进而公共部门决策时的盲目和执行时的任意妄为，出现大量的寻租行为，组织效率低下，权力腐败，影响组织的长期发展。这样的特征也与马克思韦伯所描述的权责一致、行政管理效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3）行政机构设置混乱。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公共管理制度在原来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一直在坚持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是至今为止还是存在着行政机构设置欠合理的地方。首先，机构设置缺乏科学性。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一直以精简机构为重点，但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却常常忽视了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前瞻性与合法性，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就常常导致机构臃肿、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另外，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低。一方面是行政管理业务、程序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低；另一方面，表现为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低，由于人员的录用不是依据严格的规定程序和手续，人员的晋升不是依据知识、技能和岗位需要，专业化水平低还表现在职位与人才的搭配上的不相适应，外行领导内行现象普遍存在。
　　3、蕴含的精神不同
　　一个制度的设置可以体现出设置的精神意蕴，马克思韦伯所设置的管理制理论体现出来的是理性精神、法治精神和科学精神。
　　（1）理性精神，韦伯根据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将行为分为四类:目的与价值的合理性行为，情感与传统型行为，实质合理性行为和形式合理性行为。情感与传统型行为由于其合法性来源于主观的情感和不成文的习惯，不具有合理性，只有现代官僚制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行为仅仅关注行为的后果是否合乎伦理、道德或功利方面的要求。而形式合理性不仅把行为的手段、程序看成是可度量的，而且把行为的目的、后果也看成是可度量的，是一种客观合理性行为。韦伯官僚制就是要追求这种形式合理性行为。体现了理性精神。
　　(2)法治精神，统治需要谋求合法性前提，其合法性可以是观念上的说教与认同，或理论上的确立与构架，也可以是技术上的设计与安排。韦伯认为，在人类社会的三种统治类型中，只有传统型统治和合法性统治才采取了官僚制形式。而传统官僚制，虽然有其合法性，但却具有较多的情感性与随意性行为，在制度方面也没有什么科学性，不具有合法性。只有法理型统治方式，是建立在人们对章程的合法性的认同和对合法性章程所确立的合法职位的自愿服从之上，因而既有合法性前提，又具有合理性基础。韦伯所倾心构建的现代官僚制就是这种法理型统治方式，是具有法治精神的表现。
　　（3）科学精神，韦伯认为官僚制中的公务员职位的取得是建立在契约受命基础上的。公务员将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或重要的职业，并且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职务升迁根据年资或政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体现出严谨认真的科学精神。
　　相反在中国的公共管理制度的设置中明显的不同于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它体现的是感性精神、人治精神和技术精神。
　　（1）感性精神，在我国，行政组织普遍缺乏理性精神。而往往是感情用事，官员们往往忠诚于提拔自己的上司而非制度本身，下级服从于权力而非服从于赋予权力的法律，很多行政人员做事任意专断，感情用事;民主被视为“做民之主”，人情行政，注重人治，无视规则与效率，缺乏追求真理与科学方法的批判精神与探索精神。
　　（2）人治精神，在我国，法治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法律法规制度不全，法律执行尺度不一，行政人员法治观念薄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法不遵”，“执法不严”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明显。人格化倾向明显，是家长制余风犹存，其次是由家长制衍生的一言堂现象。在当今行政组织内广泛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导致腐败滋生，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由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
　　（3） 技术精神，在我国由于缺乏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导致行政机构设置缺乏科学精神，在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时候往往忽视其背景而只得其皮毛，照搬来的只是技术层面的具体操作方式而未考虑其中蕴含的科学的设置理念，所以导致出现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尴尬局面，在公务员培训制度和检察制度也只是徒具形式的设置，就是由于只学到别人的皮毛而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只是工具主义的技术因素的移植不足以治理中国的组织管理弊病。
　　结 语
　　综上所述，韦伯式官僚制理论与中国转轨时期的公共管理制度在产生背景、内容和体现的精神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公共行政领域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政准则"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政府官僚体制上的变革主要针对的是西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信条。对于许多行政传统各异且处于体制转型中的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不一定适合"正如彼得斯所言: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政府官员正寻找方法以转变成为更为企业型的官僚，并减少繁文缛节的羁绊"但许多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这种社会发展平台的历史性差异我们必须予以特殊的关切，绝不能忽视我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理念，而盲目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理论设计和实践途径"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具体的行政环境，同时要对中国古代以及国外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选择，整理，总结，比较，分析，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行政新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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