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两分法分类占行政行为的二分之一，当然，学者中认为在行政行为中还有“准行政行为”等类别，且不论行政事实行为具体所占比例如何，在前文所列行政事实行为七种类型，是相当大量和广泛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与这样深广的存在和影响度相比，就此法学理论和司法界的认识和把握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长期不能纳入行政诉讼范畴，长期以来，只能就其中极小部分，通过《国家赔偿法》来试图“曲线救济”，这不能不说是行政诉讼机制的缺陷和遗憾。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深刻地把握行政诉讼的宪政机理，行政诉讼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民主政治确立了公民独立、自由、平等的法律地位，催生了责任政府，为行政诉讼两造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平台，因此，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才可能得到现代法治社会公众的广泛信任和坚定支持。行政诉讼机制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体现在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重，就应当体现在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增进社会公益的时代精神。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受案范围上存在歧见，现实中把握起诉条件苛刻而理解狭窄，因此，必须改革行政诉讼机制，以行政行为为标准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此解决行政事实行为等长期被据于行政诉讼门外、又无处存身的现实问题，从而真正建立行政诉讼机制的完整体系，真正落实行政法治。

　　在行政诉讼机制内部，确立行政事实行为可诉，才能真正实现《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的衔接与统一，有学者提出，应增设对行政事实行为的确认之诉、赋予要求排除、停止侵害请求权和作为请求权。（注8）就此笔者深表赞同，由此，行政诉讼机制才能走向科学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在理论上具有应然性，是行政事实行为根本属性的回应，是实现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完善行政诉讼机制的必由之路。

　　结语——

　　通过上述理据探讨，行政事实行为在法律依据和理论方面应具并已具可诉性，同时具有

　　实然性和应然性，而现实中的关键还在于能否落实。笔者认为，当前，在司法界应当统一适用法律规范，就行政事实行为的受案标准达成共识，并建立监督机制，更关键在于，能否真正认识到，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以及司法者的责任，就是恰当运用司法监督权，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活动中受到不利影响的所有合法权益（除明确排除外），而不是设置不恰当的法律障碍，甚至人为地添附新的障碍，而一切法律工作者，都应当从法律的思维、法治的观念出发，客观辨析，审慎处理，既是职业，更为责任，这是笔者探讨“行政事实行为可诉性”课题中的体会，谨献共勉。

　　引文注释：
　　（注1）资料来自沈开举、王红建《论行政事实行为》，《中国法学》2002年郑州大学专刊。
　　（注2）王岷灿: 《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注3）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完善诉讼制度，推进司法改革》，2004年10月10日在2004年诉讼法学研究会上的发言。
　　（注4）莫于川：《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前瞻》。
　　（注5）李涛：《行政事实行为的侵害性及救济途径思考》，载“中国法院网”。
　　（注6）沈开举、王红建:《论行政事实行为》，《中国法学》，2002年郑州大学专刊。
　　（注7）王利明：《也谈依法治国》，转载自“正义网”。
　　（注8）陈明：《论行政事实行为》，载“中国法律诉讼网”。

　　参考文献：
　　1、 王岷灿主编: 《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2、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沈开举、王红建《论行政事实行为》，《中国法学》2002年郑州大学专刊。
　　4、 莫于川：《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前瞻》。
　　5、 黄学贤：《行政事实行为具有可诉性——以一则行政案件为例》，载“法律教育网”。
　　6、 陈明：《论行政事实行为》，载“中国法律诉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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