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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工业技术的现代化问题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6-30 15:27:00

      一、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历程的简要回顾

    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途径,即原发性(自创性)技术进步和获得性(继发性或扩散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本经济系统内的技术发明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后者是通过引入本系统之外的已有技术而实现的技术进步,是技术扩散的结果(金碚,1994)。同样,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主要包括国外技术引进与本国技术创新两大基本类型.由于工业技术的巨大落差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巨大收益,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实现的。随着工业化的不断进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科学知识与技术研发(R&D)能力的提高,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将不断增强。

    1.新中国工业技术体系基础的建立

    中国现代工业技术是随着工业技术引进和工业项目的建设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五”时期,苏联援助我国进行了“156项”建设(实际实施150项)。苏联援建的这些项目,帮助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薄一波,1991)。以这“156项工程”为重点,中国还实施了近1万个基本建设项目,其中限额以上项目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产428个,部分投产109个,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14亿元,超过旧中国近百年积累固定资产的60%。中国开始有了过去没有的现代工业部门,例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锌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和有线电的制造工厂等。这显著地改变了旧中国国民经济的技术面貌和部门结构,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吕政,史忠良,1999)。1961年以后,中国的技术引进从苏联转向西方国家。1962—1966年共签订80余项技术引进合同,使用技术引进资金3亿美元,引进规模比较小,后受“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多数引进项目未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中国在引进工程项目的同时,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科学院和高校的各有关学科,其实施者是各个工程项目的技术引进和“攻关”小组,其实践则主要靠各个企业的技术培训系统来完成。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就十分强调“自主技术开发”,并没有完全依赖引进,而是希望通过技术引进促进中国自身工业技术的提高。这一时期中国自主技术开发在一些生产领域(突出表现在军工)和一些生产环节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工业总体技术水平提高不大。为了获取先进工业技术,满足国内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不得不一轮又一轮地依靠引进技术和成套工业生产设备,从而形成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技术。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和中国经济调整与发展的迫切需要,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技术引进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78年,根据技术引进“六五方案”掀起技术引进高潮,全年签订1230多项技术引进合同,总金额为78亿美元,大大超出了实际支付能力,被称为“洋跃进”。1978年的技术引进基本延续以前的方式,也形成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型企业,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进口生产能力”的倾向,“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引进生产能力”(陈慧琴,1997)。由于当时的引进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没有足够的外汇支付和技术消化能力,缺乏相应的配套技术,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2.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技术发展状况

    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加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和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向技术进步的主体角色转变。同时,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步的决定。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企业对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科研开发的投入力度大大增强,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明显加快。1980—1990年,全国取得科技成果7万多项,引进国外技术1万多项。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加快,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吕政,史忠良,1999)。同期,国有企业实施改造项目45万个,其中轻纺重点改造1200项、机电项目115项、军转民改造296项,完成总投资5500亿元,是前28年投资的3.07倍(李荣融,1997)。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建的大量非国有工业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成为技术引进和技术转移的主要载体。约有80%的国内开发的技术成果首先应用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通过横向经济联合也向乡镇企业扩散了大量适用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工业部门结构更加齐全。1990年中国工业形成了由3个采掘业和25个制造业部门组成的完整体系。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国工业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日益缓解。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实施追踪国际科技前沿的高新技术发展计划,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80年代是工业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和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扩张的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中国工业和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生产体系,一些主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我国过去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改变,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已基本立足国内生产,重点行业生产水平与国外差距明显缩短。200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7个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和销售收入除个别行业外均在10亿元以上,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工业产品实物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工业大国”之一。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和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投入进一步增加。1990—2001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由139亿元提高到703亿元,年均增长14.5%。2000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达到GDP的1%(895.66亿元),2001年为GDP的1.09%(1042.5亿元),其中企业R&D的支出分别为537亿元和630亿元。二是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研究开发活动数量不断扩大。2002年专业技术人员达到2186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29万人。全国研究开发活动折合全时人员由1991年的67.1万人年增长到2002年9519万人年。三是科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企业日益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传统的科研事业单位也逐步转向企业化运营机制,促进了科研与经济之间的进一步联合。相当多的科研机构转制后根据市场竞争要求确立了科技创新方向,促进了科技项目的开发和推广应用,提高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张景安,2003)。四是技术创新成果明显增加。从1995年以来,我国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增长很快,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也在增长,1999年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超过了7000件,2001年和2002年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达到了10000件以上。发明专利的不断增多,为提高我国工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技术保障。从技术开发投入力度和有关指标分析,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科技发展开始进入“起飞时期”。五是中国的技术引进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引进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明显缩小。以前的技术引进主要进口成套设备、关键设备,90年代以后的技术引进明显增加了技术服务、顾问咨询、技术许可、技术转让、合作生产的内容。1996年,中国成套设备、关键设备进口比重分别为43.43%和38.09%,其他引进占18.5%。中国技术引进的另一特点是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把大量先进生产技术带到国内。20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把比较先进甚至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中国。2001年42%的企业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2002年以来,约有4/5的外商投资项目采用了其母公司最先进的技术。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本土市场和劳动力廉价优势,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越来越多,2002年达180多家,其研发水平和地位也不断上升(刘光国,2003)。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科研开发和技术引进,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总体生产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六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加快。随着一系列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和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兴起,我国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1年,全国按新口径计算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总量达到464.5亿美元,占商品出口额的比重为17.5%。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为8793.9亿元。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对促进优化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带动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生力军。

    二、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中国总体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

    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是工业技术水平的基础。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等机构的综合评价,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中游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知识生产数量增长很快。2002年,中国发表的科学文献已经从90年代位居世界第15位上升到第6位,一些原创性成果如水稻基因组精细图、131万亿次并行机、TDSCDMA成为第三代国际通信标准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知识生产数量绝对值仍很小(美国、英国、日本的SCI论文占世界30%、8%、8%左右,中国仅占3%),影响力小,主要是模仿跟踪,创新突破少。

    从科技投入看,尽管中国近年来加大了财政和全社会的科技投入数量,并提高了占GDP的比重。但是绝对量和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001年中国研究开发投入总量仅为美国的1/25和韩国的1/2。中国科技财政投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企业还没有担负起研究开发主力军的任务。2001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研究开发总费用还不到福特公司当年研发投入的1/2。同时,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低,科技后劲不足。

    2.工业制造水平的差距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之一甚至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还远不是工业强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工业制造总体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仍处于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即主要依靠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环节,增加值率和收益率都比较低。

    中国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首先体现在制造业设备技术水平方面。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3200多种主要工业生产设备的普查,20世纪90年代出厂的设备只占1/3左右,一半左右的设备是80年代的水平,还有相当部分是70年代以前的设备。大部分工业企业的设备水平比较落后.比如,机械、石油化工、电子、化学、建材、电力、煤炭等行业中具有国际水平的设备比重分别只有11%、16.6%、27.7%、40.6%、21.5%、20.3%和9.2%(郭克莎,2003)。2000年,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78646亿元,净值只有51792亿元,人均只有1万美元左右,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装备水平更低一些。这只有美、日、德等工业强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人均装备水平的几分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人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数量和质量相差甚远。近年来,我国工业技术改造投资总量不小,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20.5%下降到1998年的15.7%和1999年上半年的12.8%,仅为发达国家技改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的1/3。

    受科技水平低和企业研究开发投入不足的影响,中国工业产品的技术档次比较低,大多数高新技术依赖进口,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为17.5%,进口比重为26.4%,相差达9个百分点,逆差高达176亿美元,并呈现逐年扩大之势。中国主要机械产品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不足5%,中低档装备产品因出现结构性过剩而积压严重;重大成套技术装备长期依赖进口,1999年,机械产品进出口逆差高达136.17亿美元,2001年,机械及运输设备作为我国第一大类进口商品,占我国进口总额的44%,贸易逆差仍达121亿美元。同样,中国还需要大量进口高附加值的轿车用钢板、不锈钢板,中高档纺织品和服装面料,高档化工和建材产品等。

    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深层差距可以从中、日两国制造业的比较反应出来。日本财经媒体日经BP社一篇文章认为,日本制造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先进、质量最高”的代表,其主要王牌:一是高质量品牌实力;二是专利技术显威力,日本企业每年申请的专利就要以万为单位计算,亚洲各国要想后来居上是相当困难的;三是设计改进能力,日本只进行高附加值商品的规划与设计,生产则交给人工成本较低的中国就可以了;四是设备实力,要生产先进的产品,只凭廉价的人员成本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具有尖端技术设备的支持;五是应变能力,要根据消费者需求及时调整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缩短交货期限。日本制造业的上述优势显然是中国制造业的差距。

    3.制约中国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因素

    经过5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工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中国工业技术基础较差,整体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从根本上看,中国工业科技现代化水平较低的根源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较低的投入状况决定的。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体制、企业缺乏研发投入的积极性、社会缺乏积极的激励机制和宽松环境,都影响了工业科技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比如,旧的科技体制由科研院所承担着技术开发的任务,企业从社会分工上主要是生产而不是技术开发,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有限。国家的技术开发资金主要拨给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人才也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而不是企业。我国70%的研究开发力量在企业之外,而发达国家则是企业拥有大约60%-70%的科技研究开发力量。我国的科研机构大部分是独立或设置在高校内,由于与生产不结合而另有其独立的运作和评价体系,因此,其技术成果往往缺乏市场前景,且多数与市场需求相脱节,达不到可以供企业直接应用的程度。即使有些实用性很强、应用前景看好的产品、技术或工艺成果,也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去试验和生产,并进行推广和转让,从而无法最终进行成果的转化。我国的新技术成果转化率比较低,仅为35%-38%,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只有16%,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60%-80%。科技开发体制的落后不仅影响科技成果产出及转化,也影响着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提高。企业更注重引进成套设备,对相关技术的消化吸收、改造创新不重视。这最终导致我国对引进技术及相关技术消化吸收困难,改造创新慢。自改革以来,中国下力气打破旧的科技体制,但还没有成功,企业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同时,有关的政策法律环境也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还没有建立技术进步的投融资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不完善,执行不严,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严重,许多企业不愿意冒风险投资技术开发而是采取省钱省力风险小的技术跟进战略,坐享技术成果,挤占市场份额,瓜分利润,最终导致投资研究开发的企业盈利很小,失去积极性。

    三、加快中国工业技术现代化的建议

    1.充分认识工业技术现代化的战略地位

    工业技术的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核心与前提,也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许多科学技术前沿正在酝酿新的重大突破。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原始性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代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代表工业科技水平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对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中国只有加快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才有可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能更好地运用高新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产品升级、提高质量、扩大出口、控制污染和节能降耗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前提下,需要大力发展“新经济”和提升“旧经济”。引进、发展工业技术产业,推进工业技术现代化,是实现以“新经济”带动“旧经济”,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基础。只要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就能够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为先导,走出一条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2.正确处理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需的、正常的和经济的。落后状况下的封闭只能更加落后和提高发展的成本。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不断扩大开放和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政策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有利于扩大开放和引进技术的各项措施仍必须继续坚持。但是,引进技术并不排斥甚至否定自主开发新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首先,引进技术的带动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比如,改革开放早期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引进的工业投资项目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对提高工业的技术水平没有多大的作用。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华投资的技术大都比较先进,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整体上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也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同时,发达国家在中国的技术扩散与适度的技术转让仍有很多限制。跨国公司对技术转让严格控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在中国的扩散,并以提供先进技术为条件获得更大的利益。其次,如果缺乏自主开发的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和战略技术,将难以建立先进的工业技术支撑体系。一个没有自主技术和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般技术能够引进也应当引进,但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战略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对外技术依赖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这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战略(王元,2002)。

    3.加快中国工业技术现代化的若干对策

    工业技术的现代化在中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加入WTO之后,中国具有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的客观要求,因此,要利用世界制造业战略性转移的大好机遇,有选择地引进、有重点地吸收、有目标地赶超,把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同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我国工业的技术升级和跨越式发展。针对中国工业技术总体比较落后而又面临众多制约因素的现实,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工业技术进步机制。从影响技术进步的各个因素看,缺乏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是最主要因素。要构造完善的技术进步激励机制,首先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建立产权激励机制,加大对经营者、技术人员和技术创新人员的激励力度,形成企业重视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其要加强对专利、商标等软产品的知识保护,保护技术开发者的正当权益,维护技术市场的正常秩序,使创新成果能顺利地市场化,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及其有关法律规定。

    第二,进一步深化现有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制。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科研与企业相分离的旧体制是形成市场化技术创新机制的关键环节。中央各部门的改革开了一个头,还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地方科技体制改革是国家整个科技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优化地方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力量布局,形成与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相适应的体制与机制,建立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区域创新体系,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地方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而合理、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地方科技体制改革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要根据科研机构的性质实行分类指导。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要按照分类改革的原则,加大改革的力度,推进改革的全面展开。通过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完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功能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政府引导、全社会协调互动的创新格局。

    第三,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尤其是关键技术开发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提高政府对于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的科技决策能力,是各个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要建立符合国情的科技咨询机构,在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问题方面向国家提供咨询建议,提高科技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要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合理配置我国十分有限的科技资源。国家在保持和加强对长期性、连续性和基础性科技活动支持的同时,选择少数重大战略产品作为突破口,加大对若干关键性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促进重大技术成果的集成创新,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要根据经济增长情况,建立政府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明确保证科技研发经费在国家财政投入中的地位,确保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实现政府科技投人方向和方式的转变。同时下大力气解决科技开发体制的薄弱环节,“以建立共享机制为重点,加速建立一个服务于全社会的科技条件公共平台”(薛澜,胡钰,2003)。

    第四,建立健全有利于企业提高科技投入的宏观政策体系和外部环境。中国工业技术落后源于落后的技术装备、较低的人力资本、稀缺的人才资源和不宽松的外部政策环境。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必须加快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工业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加大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力度,提高重点产业中技术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比重;二是通过加快装备工业的发展,提高国产大型设备的技术水平,满足大多数企业技术更新改造的需要。要优先加快重点装备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大型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要优先加大装备工业中重点企业的技术引进力度。对于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要在符合WTO规则的条件下给予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政策上的必要优惠。要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引导企业提高R&D经费的投入力度,扩大投入来源。同时,要把培育人力资本、培养优秀人才作为根本之策,使中国工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享有较长时期的比较优势,努力形成人才资本的竞争优势,为科技进步和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

    第五,加快建立工业技术进步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投融资体系。技术进步要取得跨越式发展,完善社会投融资体系、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非常关键。中国的科技投入长期主要依赖政府财政,难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要在深化企业制度、科技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多元化、社会化的科技投资体制,广辟筹资来源尤其是社会投资来源如利用外资以及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形成财政、企业、银行、社会并存的全社会的多元化企业技术进步投入体系,使企业和科研机构获得广泛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筹资渠道,缓解政府投入不足问题,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提供充足、有效的资金来源。

    四、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路径

    中国实现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外开放,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发挥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中国工业化的高度开放性,从“国际贸易导向”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主要通过商品的国际交换实现的国际产业分工),向“国际投资导向”的国际分工方式(即更大程度上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实现的国际产业分工)发展,比较优势的经济实质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根本的经济性质看,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大规模地在中国“采购”劳动、土地等廉价资源,直接享用中国的资源优势,在中国市场展开“世界大战”。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业机会,中国是跨国公司绝对不可不进入的“战场”,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到中国“参战”的公司称不上是世界级企业。由于外国企业的大量进入,在中国市场上形成了中中、中外、外外之间的立体交叉竞争.即中国企业同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竞争、外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竞争,构成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竞争的独特画面。

    外国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越来越多地获取中国市场的资源优势,必然可以显著地增强其自身的竞争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市场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投资领域的大幅度开放,“哺育”着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使之成为规模扩张更快、经济实力更大、国际竞争力更强的超级经济实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起来,并且力争通过国际合作,逐步提高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实现产业升级。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条件下,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可以成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技术来源之一和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对于全球化产业,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的战略性合作,使中国企业参与跨国生产和跨国经营的全球体系,加速先进技术在中国的扩散。

    在利用国际技术资源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特别是通过企业合资合作实现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要避免单纯的技术导向,而更应体现竞争力导向,即要以提高竞争力为技术选择的最主要标准。就产业发展而论,技术水平的高低本身不能作为判断优劣和决定取舍的标准;无论采取什么技术,目的都是解决问题,而不是为技术而技术,所以,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就是可取的技术,而工业化进程中所要解决的最重要之一就是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至于选择怎样的技术和采取怎样的技术创新路线最有利于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最有发言权的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特别是,现代产业分工的深化,使得各个产业都已高度分解,“传统产业”中也有许多高技术的环节,并分解为含有高技术因素的“次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不少一般技术环节,也可以分解出许多一般性技术的“次产业”(例如高技术的电脑产业可以分解出机壳、键盘、鼠标等的生产环节和“次产业”),所以,什么是传统产业,什么是高新技术产业,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并无绝对的界限。在各个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以及产业分解所形成的各个“次产业”中,都有技术创新的空间。产业的高度分解和分工,形成了跨国生产和跨国经营的技术基础,鼓励中国企业进入跨国生产和跨国经营的全球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产业技术进步的巨大创新空间。在这一技术创新空间中,中国企业一定会找到实现技术创新的可行路径,包括引进技术、学习技术、购买技术,以及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产业技术来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味的技术模仿和长期放弃技术控制,尽管可能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将丧失技术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对于重要的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实际上很难从简单的国际转移中获得。对于这样的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中国必须树立进行自我研发和决心,加大投入,优化技术研发投入的资源有效配置,集聚力量,冲击产业技术的制高点,形成在这些领域中一定的竞争优势。

    一般来说,对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同样开放市场是遵守WTO规则的总体要求,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政府对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没有任何利益倾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更多地关注本国企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忽视本国企业发展和利益的政府是不能存在的(因为政府归根到底代表的是本国国民的利益,而不是世界的利益)。而关注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状况,支持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是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之一。即使是在原则上必须维护所有类型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也决不意味着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关注是同对外国企业完全“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更彻底地说,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负有重大责任,一国企业在总体上的技术进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经济政策的成功与否。但是,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对本国企业的关注包括对本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关注和支持,又决不能变为政府直接参与和包办企业的技术研究和开发活动,或者在政策上不合理地偏向本国企业,实行歧视性的产业技术政策,以至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实际上,这同时也将削弱本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使之成为坐享其成的技术“消费者”,而不是技术创新者,最终还是“扶不起的阿斗”,永远没有能力同外国企业进行有力的技术创新竞争。总之,国家如何有效地实行支持民族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措施,既能充分利用对外开放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又能避免或减少外国企业对民族产业技术进步的抑制性影响,以推动民族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其中的技术竞争力因素,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

    五、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进展和问题

    产业技术创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即一个经济和科学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也较低,所以,产业技术创新的业绩也较差;反之,经济和科学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产业技术能力较强,所以,产业技术创新的业绩也往往较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和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知识创新指数虽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却并不低于甚至在一些方面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知识创新综合指数”与中等收入国家基本相当。这表明,在总体上,中国技术创新的表现是同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而且,由于大国效应的作用,中国技术创新的实力和潜力明显高于同等发达水平(以人均国民收入为衡量标准)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知识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都表现出极大的地区不平衡性。少数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知识创新的有些指标(主要是投入性指标)不仅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接近和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北京市的“知识创新经费指数”和“知识创新人员指数”均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一些经济较后进的地区则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主体是政府。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增强。这不仅表现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R&D支出持续增长,而且表现为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据科技部《2003 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提供的资料,2002 年,我国 R&D 经费总额 1287.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3.5% 。 1996 年以来, R&D 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例连续 6 年保持增长,从 1996 年的 0.60% 上升到 2002 年的 1.23% 。按可比价格和同口径计算, 1996 至 2002 年 6 年间,我国 R&D 经费支出年均增长达到 21.7% ,是世界上 R&D 经费年均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2002 年,国内各类企业 R&D 经费支出总额达到 78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0% 。企业 R&D 经费支出已占全国的 61.2% ,比 2001 年上升 0.8 个百分点,“十五”以来,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

    国家科技部《2003 中国科技统计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还表明:目前,全国 2/5 的科技活动人员集中在大中型工业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投入不断增长,新产品开发取得良好效益。同时,统计资料也表明,随着自主技术创新力量的增强,大中型工业企业引进外部技术的强度在逐步减弱。近年来,由于企业购买国内外技术的支出小于自身 R&D 经费支出, R&D 经费与购买国内外技术支出的比例连年下降, 1999 年为 1: 0.88 , 2000 年为 1: 0.79 , 2001 年为 1: 0.77 , 2002 年为 1: 0.74 。表明企业不断注重自有技术的开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步减弱。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企业制度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机制有了一定的改善,这突出地表现为,我国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供给弹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只要有市场需求,企业就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和跟进,很快形成生产能力,大规模地向市场供应产品。而且,产品在质量、性能、款式等方面的提升和更新换代,也大大加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现象,例如,假冒、侵犯知识产权的等,而且,即使是在合法的技术创新中,模仿的因素也比较多,但是,从总体来看,近20多年来,中国产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增强和能力的提高,毕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然,从根本上看,技术创新的不足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突出地表现为,我国企业所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少,即使是一些我国的生产能力已经非常巨大的产业,其核心技术也仍然是外国的,所以,我国企业仍然不得不向外国企业支付巨额的技术转让费。特别是在装备制造业中,我国企业的技术劣势更为明显。

    导致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当然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因素,但是,我国企业在体制上和战略意识上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其中,较具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主要是:1.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企业的产权制度尚不成熟,不稳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中的所有者(或所有者代表)、管理层,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对企业未来的产权状况都缺乏明确的预期,所以,对是否投入技术创新,特别是需要长期高投入的技术创新,往往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动机。2.中国经济的巨大市场空间,使得企业往往更倾向于进行扩大生产规模的投资,以获取近期的经济回报。而对于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创新项目,反而更趋谨慎。特别是当一些产业出现高增长机遇,市场需求快速膨胀时,企业追求扩大生产能力的欲望非常强烈,往往忽视在技术创新上的努力,甚至更倾向于以低技术、低成本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往往以牺牲环保和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迅速扩大产量,占领市场空间,获取最大的短期经济收益。3.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过于简单,往往总是在相同的领域中进行同类竞争,缺乏市场细分意识。而且,模仿意识强烈,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差异化超越,而是同类比拼,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局限于狭小的空间,激烈的竞争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进步,但技术路线雷同,创新意义不强。4.企业中的合作意识不强,对于需要很多人密切合作完成的技术创新项目,往往缺乏有效的组织合作机制。一些企业中,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民营企业中,关键的技术创新人才和高层管理人员的企业忠诚度不强,“跳槽”现象和“自立门户”现象频繁发生,往往对企业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以及技术资源的长期积累产生消极影响。5.一些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对投资的依赖性过强,使得技术创新活动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争取投资资金的行为,企业在融资上的热情和资源、精力投入往往高于对技术创新本身的积极性,甚至演变为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上的“圈钱”、“捞钱”的行为,似乎争取到投资资金或者信贷资金本身就是“成功”,常见的表现就是:为股票上市而欢欣鼓舞,为获得贷款而兴高采烈。股票上市(或增资扩股)或者获得贷款成为目的,而技术创新反倒成为说给投资人和信贷机构(银行)听的“故事”。这反过来使得投资人和信贷机构对企业声称的“技术创新”缺乏信任和信心。这就使得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条件受到破坏,真有技术创新项目需要资金投入时反而得不到及时的资金支持。6.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科技与生产相分离的体制问题尚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科研和技术成果的产业化道路还没有真正畅通。科研和技术创新的长期效益性质,同企业的短期商业利益之间的沟通和衔接,还缺乏体制上的保证。所以,当企业普遍受到短期商业利益的诱惑和竞争压力时,技术创新就会受到挤压。

    以上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大都具有深刻性和长期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努力来解决。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正在走向更健康的道路,上述现象和问题的解决具有良好的前景。

    六、结论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地位已经确立,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因此,近年来,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出比较良好的势头。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某些国情因素的影响,技术创新仍然是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向深度推进,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趋向成熟,中国工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以及加入WTO后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更强,使得技术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中国工业以至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途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推动工业进步和产业升级,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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