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虽然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怪诞。在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云》一剧），苏格拉底在空中行走，行动怪异。即连他的哲学，也不过是诡辩之术。他开办私学，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现实中的苏格拉底也许并非如此，但真正理解其哲学或了解其性情的雅典人不会很多，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在雅典最大节日之一的戏剧节上隆重上演，到场观看的雅典人多达近二万人，无疑会给许多的雅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里斯托芬这部刻画了苏格拉底形象的称之为《云》的喜剧上演于公元前四二三年的尼奥尼索斯戏剧节。他塑造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无疑会影响到时隔二十四年之后的审判。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 （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 “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几乎不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 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它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人每年可以放逐一位政治领袖，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需过失，也无需罪行，只要获得票数超过六千，即遭流放。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在流放之列。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的（即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既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格拉底并不是唯一一位因其言论而致罪的思想者。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娅本以开妓院为业，但却是一个少有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即连苏格拉底也常常带着弟子拜访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于治罪。不过也因为此事，雅典人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起诉。另一位同伯里克利相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拉克萨戈拉，他是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友，同样受到起诉及被判死刑的威胁，这一次连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让他匆忙逃离了雅典。

　　据说普罗塔戈拉的著作遭雅典人查封，他本人也因其学说而被判了死刑，只因侥幸才得以逃走了。悲剧家欧里彼得斯也因不虔诚而遭到过起诉。如果所有这些记载都并非空穴来风的话，那么在雅典，思想与言论自由的缺乏是无可争辩的。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斯东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辩护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明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把言论自由当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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