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渊若对民生主义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并对民生之实现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发展，最重要的是，他将民生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转入到法学领域，在宪法和法治的语境下谈民生的必要性、内容和实现。他认为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应当以民生为原则，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宪法精神与当时当地的民生状况应当相适应，切忌照搬照抄和停滞不前。在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基础上，章渊若进一步提出了劳工保护、人民保育等民生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建构于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与分配两个部分之上，形成了以生产三要素和两次分配为依托的民生法律体系。

　　（一）宪法以民生为原则

　　章渊若不但认同了孙中山对于民生目的性的阐述，而且他用历史的眼光，从国家兴衰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民生的重要性，这也是宪法何以要以民生为原则的原因之一。他说到，“旷观人类历史，实充满人类求生之事实。社会进化不已，人类不绝求生，社会关系日繁，人类欲望渐增。故一切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均须应人类求生之欲望，不断的革新与演进。”“每至人类生存之要求与其当时社会制度不能相容之时，天下遂因以大乱，人民亦陷于水火。”{1}“民生为历史的中心，民生主义之力量，地无间中外，时无论古今，向甚强烈。中国史家的著作中‘民不聊生，天下大乱’一语几乎相联，即可证明，历来国家之治乱与兴衰，均以民生问题作总枢纽。”{10}

　　在宪法政治的时代，宪法对于治理一个秩序井然、自由幸福而又人道的国家非常重要。章渊若很赞同这一点，他将宪法比喻成一味治国的药方，认为必须将最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写入作为治国总章程的宪法，用宪法对经济问题进行适当安排，从而保障民众的经济权利。他说，“宪法者，可比一治国安民之药方。历来宪法之精神，病在忽于治本，不知清理肠胃，卒以经济生活之不安，失去政治平等之真谛。”{1}

　　那么为什么以前的宪法主要规定政府机关的权力配置并致力于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呢？章渊若认为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轨迹，时代不同了，法律也要随之变化，时代精神与立宪精神的合一，才能满足新时期大部分民众的需求，使社会处于一种正常而良善的状态。他说“宪法者，社会生活之反映也。立宪精神，当随时代而演进；当因社会生活之变革而革新。以前人民因在君主贵族压迫之下，故提倡政治自由，为解放人民唯一之良剂。然今日社会，已非旧观，人民所受资本势力压迫之苦痛，远胜于昔；故经济解放，尤为现代人民迫切之要求。”{17}“故现代立宪之目的，不仅在谋政治权之保障，而应兼重经济权之保障。”{1}

　　（二）民生的宪法表达

　　民生入宪以后，应该如何进行规定？易而言之，民生在宪法中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在这一点上，章渊若进行了细致地阐发。这一民生法律体系是在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并且对之进行了跨领域的发展。

　　人民的生计问题得到适当的安排，即人民的种种正当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在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代，个人无法制造出满足自己多种需求的各种产品和资源，这种满足只能在群体互相合作过程中得到。这产生了群体（一般指国家）财富和个人需求的关系问题，首先国家需要有足够的财富和资源，这些东西依靠生产而得来；其次，财富和资源生产出来以后，产生了如何分配才能满足个人各种需求的问题。这就是一般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生产和分配。在20世纪前几十年，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生产主要包括三要素：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一种经济学理论得到当时中国很多理论家的认可，孙中山{18}和章渊若{13}都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从1929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开始，国家开始介入经济的运作，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被逐步取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地施行，福利国家的时代逐步形成。分配问题转变成了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成为重要的社会再分配形式，这也是民生改善的重要途径之一。

　　孙中山在民生的具体内容上，主要强调了资本问题和土地问题，这对于民众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障的作用，但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发展国家经济和增加国家富源，孙中山认为，，在当时满目疮痍的现实状态下，这是民生改善的前提条件。章渊若在继承孙中山的理论后，对其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在生产要素上，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真正源泉，所以对于劳工的保护不可忽视。在分配的环节上，在一次分配后，还有可能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导致分配不公，这时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尽量使每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都能有基本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另外，财产所有权是所有这些问题的前提，必须加以阐释和规定。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都应当在国家法律（尤其是宪法）中加以体现，这是一种世界的立法趋势，中国当加以借鉴。

　　1．财产所有权

　　在论述民生的具体内容时，章渊若认为财产所有权是基础和前提，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民生问题最初是一个经济问题，而经济与财产所有权的关系之紧密可想而知。各国法学家对于此问题的探讨不厌其详，关于它的著述已是汗牛充栋。“诚以财产制度与人民之痛痒，社会之发展，民族之兴亡，文化之盛衰，有十分密切之关系。”{1}既然财产制度如此重要，则宪法和法律在制定和修改时都应仔细斟酌。

　　章渊若认为，财产所有权应当与特定社会的民众需求相适应，人们在立法时切忌照搬照抄他国的立法，而不论这些法律给他国带来了多大的利益。他说，“财产所有权，本非天赋人权，而为在社会演化之行程中，所发生之过渡形态。及至社会演化阶段更变时，如此种私人所有权的经济制度，已失其功用，或已不合于新社会之秩序，或竟有害于社会之发展；法律尽可限制此种私人所有权之范围与程度，甚或竟将此种制度根本取消；然至此原则实行之时，吾人即应谨慎观察其空间时间的特性；不能过信一己的主观，违反客观时代的背景，以及实际社会的需要，削足适履，一意孤行！”{10}

　　故一国一时的财产制度，当以一国一时的民生程度为确立、维持、演化之唯一基础！既不能固执不化，亦不能见异思迁！吾人在编订法律之时，一字一句，应以民生为旨归，不能摹仿抄袭{15}！

　　章渊若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私有财产权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但对于消灭私有财产权也持反对意见，他不走极端，左程右准，立乎中流！对于前者，不仅由于绝对的私有财产制度给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而且其理论基础—天赋人权学说也是主观的、玄学的观念，所以财产所有权的立法不能遵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和做法；对于后者，虽然其理论基础有其正确性，但其消灭私有权的做法没有考虑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更没有关注当时的民生状况，苏联实行了消灭私有权的经济制度，导致生产锐减，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所以中国也不能再蹈苏联之覆辙。

　　2．节制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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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渊若认为，资本在经济生产上，与劳动、土地，成鼎足之势，对于资本问题，我国不能将之消灭，只能进行限制。他说，资本主义畸形之发展，吾人当然反对，然而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之功用，吾人亦不能抹煞{1}。这是与中国当时的民生状况相适应的，他说到，“中国苦贫，全民族之生命均在饥寒、流离颠沛、贫病、无食、无衣、无居、无保、无育之大恐慌危险中。吾人今后一切努力，均应以救济全体人民此种无食、无衣、无居、无保、无育之大危险大痛苦为出发点，始不失仁民爱物之正真革命意义。”{15}在这种生存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