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宪法文化在中国的批判性重建所涉及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我们的文化传统。诚然，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宪政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培育构成了阻碍作用，但这并不能因此就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任何价值，必须全盘抛弃。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也曾泽被过众多异邦民族，中华文明还被美国文化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是世界文化圈中的重要一极。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才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但这也并不能表明中华文明因此就只能彻底抛弃并应当全盘西化。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庞朴先生说：“如果想否定传统，可能就等于否定这个民族；要让这个民族消亡，至少让这个民族的文化消亡。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实的。好多古老民族的文化化为乌有，慢慢地那个民族也就没有了。我们不想让中华民族没有了，就不能提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20]

　　这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近百年的近现代中国立宪史一再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对西方宪法文化的舶人会产生抵制，甚至存在权力重构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宪政建设又无法在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重建，否则，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则会导致对中华民族的否定。那么，在培育宪政文化时又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怎样的策略？对此，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法律制度设计的层面，应该奉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悬置”起来；实施“以法治为主体，在法治的基本框架下扬弃传统文化”的文化策略。一方面，可以；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而被整合到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中去。必须注意的是，这一文化的整合的实现，只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整合到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标志的现代工业文明精神之中，而不能是相反，把工业文明的某些文化因素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总体之中。否则，我们又会落入到洋务运动中所倡导的“中体西用”之类的旧模式之中。[21]如果不改变宗法文化的主体结构，并确认以法治为主体的社会秩序，那么，宗法文化不仅无法支撑起民主与宪政制度，中国的宪政也将仍旧徒有其外在形式而无宪政的精神，有民主的外观而无民主的实质。[22]

　　如果我们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们的宪政也许可以提前百年。

【注释】
[1]参见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2]参见陈晓枫、易顶强：《宪法秩序的文化内涵》，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5期。
[3]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4]朱福惠：《宪法至上法治之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5][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6]参见陈晓枫主编：《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7]参见前注[2]，陈晓枫、易顶强文。
[8]《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卷四，转引自前注[6]，陈晓枫书，第244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1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 -45页。
[11]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106页。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13]前注[11]，王人博书，第106-108页。
[14]参见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15]前注[14]，张学仁、陈宁生书，第225-226页。
[16]参见前注[4]，朱福惠书，第154页。
[17]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18]参见易顶强：《中西法文化的冲突与和谐》，载《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参见前注[4]，朱福惠书，第156页。
[20]前注[17]，庞朴书，第130页。
[21]参见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页。
[22]参见前注[4]，朱福惠书，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