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政府改革职能、政府权力归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处理不当，容易出现“产权残缺”。产权何以能得到保护和实施？惟一现实的办法是由国家加以保护和强制性实施。由此，产权离开了国家的暴力和垄断组织便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但是，国家的引入却又非常容易导致政权侵犯产权，从而造成“所有权残缺”。产权既离不开政权同时却又易受政府伤害是所谓的“所有权悖论”（周其仁，1994）。“所有权悖论”的一个恶性例证，就是诺斯一再援引的无法无天的王权统治下的西班牙，由于王权对产权的侵权，导致横征暴敛和连续的破产，经济长期萧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看，政府一直在朝着保护产权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厂长责任制、承包制后，终于在1990年代进入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的改革境界，并大力实施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国的私有企业在经历了“戴红帽子”的历史后，在1990年代后期终于羞答答地摘去了红帽子，还私企的本来面目。直至如今，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并明确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实际上已经为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变革与发展打开了完全的通道。

　　那么经济制度改革原因和动力何在呢？亦在于竞争的压力。包括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竞争压力以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压力。张维迎教授等的论文用19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历史证明，中国的改革始于分权，分权导致竞争，竞争导致产权的变革（民营化）。这表明竞争的压力是如何导致先进的产权制度被选择的。

　　 产权的到位只能是政权不越位、不错位下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现代产权运动即“民营化”以及相伴随的市场化运动正好是政府管制的不断放松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图式并不仅限于中国，我们亦可以在国际上看到例证。

　　以美国为例。早在1950年，美国的大经济学家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J.Stigler，1950）就描画过类似的美国版本。在《通过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一文中，他首先指出，美国的大公司无一例外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然而，尽管在此之前许多产业早已具备了能使旨在垄断的兼并有利可图的条件，兼并运动在美国却长期不得发生，原因在于“现代公司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由于南北战争前就已经存在的一般公司法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发展。或者更直接地说，当时的美国各州之间的竞争，最终在1980年代，导致“新泽西州发起了一场州际竞争，吸引资本到本州创办公司，这场竞争在20多年中几乎消灭了对兼并的所有限制”。与此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发展成一个很有效率的工业证券市场，“这些制度上的变化似乎是19世纪最后20年兼并运动发展的直接原因。”（Stigler，1950）

　　根据从施蒂格勒到张维迎的分析图式，现代产权制度的确立，只要存在着政府间竞争，制度变迁（包括产权制度变迁）就有可能出现，竞争的加剧将改变产权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并带来一系列的更有效率的新的制度安排。可以预料，随着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现代产权制度会成为胜出的主流制度。而在中国，随着分权所导致的地区竞争的不断加剧，中国的现代产权运动进程不仅会一直进行下去，并且各地方争夺资源的竞争（如同“吸引资本到本州创办公司”），将会进一步地改变中国现有的各项经济制度安排。

　　（二）、现代产权制度将加速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可以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它可以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推进中国市场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可以产生重大的关联效应，它可以有效地带动企业机制、市场机制与宏观管理机制向着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方向进行全方位的转变；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可以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它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权带动并带来市场化的机制，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的贯彻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
　　同一所有制内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和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主体之间，均可以组建公司制、股份制企业。现代产权制度为组建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企业提供了操作平台。不同产权主体通过股份制形式进行的产权融合，不仅可以更快地壮大企业规模，而且能够发挥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为公有制经济提供了有效的实现形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规范运作，必将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和促进市场的繁荣发展。

　　（三）、现代产权制度能促进国有资产高效运行

　　第一，有利于落实国有资产责任主体，切实维护所有者权益。长期来，国有资产的产权主体明确而具体的出资人代表和直接的责任主体，实际上处于虚无状态。致使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甚至受到严重侵害。对于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来说，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意味着明确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而且同时意味着明确对国有资产直接监管者，不仅使运营国有资产的企业努力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且使监管者本身也承担起维护国有资产不受侵犯的责任，这就把国有资产的责任主体真正落实到实处，从而为搞活国有资本同时保障国有资产提供了制度基础。第二，有利于探寻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在传统的制度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单一的，经营上也是死板呆滞的。使得公有资产被人为流失，就是因此自然贬值。在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基础进一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特别是积极推动公有资产的流动、重组，不仅能优化公有资本的配置，而且将有助于改变国有企业的资本架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从而增进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益。

　　 针对中国现存的国有资产的格局，通过对二十多年改革经验的系统总结，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结构和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填补了国有资产所有人由虚到实的理论空白，将产权多元化、发展混合经济确立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确保维护国有资财的完整，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行质量。

　　（四）、现代产权制度能提高国有资产配置绩效

　　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老化，重复建设严重。直接地说，它是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自主性、能动性不足、市场竞争不充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强的结果，而根本上则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产权归属清晰，从根本上提供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活力和动力。而产权的顺畅流动，则形成了产权结构转换的有效途径。正是为实现企业效益的资本的频繁流动和重组，使过时的陈旧的产品、技术、管理难以驻足，而必须不断翻新，使老化、重复的产权结构难以长时期生存而必须不断转换和升级。概括地说，对经济效益的追求造成了产权流动的必要性，而产权流动无论造成的投资方向本身的变化还是实现资本组织方式的调整都直接间接地推动着产品、产业或间接结构的创新。现代产权制度是经济结构转换与升级的制度保证。

　　当前，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大漏洞来自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使得国有资产的效益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现代产权制度通过推动资本的流动和重组，盘活国有存量资本，减少或是杜绝国有资产的坐失。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通过颁发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来规范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效益从盘活存量资产中来，人也就随着存量资产的盘活而实现充分的就业。

总之，现代产权制度是党中央在认真总结十几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础上，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对中国如何搞好市场经济系统理论的再创新，对我国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民经济&#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