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霞等(2007)则采用第1和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董事长)过度自信，他们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过度投资程度越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影响投资和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而是影响投资和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敏感程度越大。姜付秀等(2009)采用第3和第5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偏好内部投资，而且越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2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1997年，有两篇论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对Roll(1986)的“自以为是”假说进行检验，但因为方法上的问题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影响。
　　其一是Boehmer等(1997)。他们没有直接用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而是采取了间接的办法，研究企业并购和内部交易(Inside Trading)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那些没有成为并购目标或最终成为善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内部交易中能获得显著的非正常收益，而那些最终成为敌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则基本上没有获得收益。据此，他们推断：管理人员之所以会拒绝并购要求是因为他们很自信，认为公司在自己手里要比在别人手里更有发展前景。显然，他们的这一推断有些武断。
　　其二是Hayward等(1997)。这一研究要强于前者，他们直接检验了并购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他们用第2、5、6类变量以及根据这三类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他们所实施的并购的溢价程度就越大。并购会为股东带来财富的损失，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越强，这种损失程度也越大。这一研究立意很好，但总的来说做得比较粗糙，这也许是它未产生什么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是Malmendier等(2008)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在该研究中，他们采用第1和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发起并购，而且绝大多数是多元化并购；(2)对于权益依赖程度越低的企业，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越显著，也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过现金或债务融资的方式发起并购，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们企业的价值被市场高估；(3)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市场更强烈的负反应。这些结论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确实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造成大量损毁价值(value-destroying)的并购行为发生，为企业带来损失(Malmendier，et al，2008)。Ben等(2007)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发起的并购会带来负的市场回报。
　　Doukas等(2007)采用第4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会为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但程度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从长期业绩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很糟糕，这一结论不同于其他类似的研究；(2)高频率的并购比低频率的并购业绩要差，说明管理者倾向于将以前的成功归功于自身的能力，从而造成过度自信，进而在过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发起更高频率的并购。
　　Brown等(2007)则提出，不仅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dominance or power)也能对企业的并购行为产生影响。所谓管理者的控制力，是指管理者将他们的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在该项研究中，他们用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同时用管理者的报酬额除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管理者的控制力。他们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管理者的上述两种特征程度越大，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强，越易实施多元化并购。
　　
　　四、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将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特点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1)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理论认为投资异化源于管理者或股东等参与者的自利心理，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在现实中往往会表现出“利他”等倾向。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忠于股东并积极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换言之，他们和股东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传统的激励机制就不能解决这种投资异化问题，相反，按传统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加重这种异化行为。例如，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收益而低估损失，他们所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多是损毁价值的。如果我们根据传统的激励理论提高管理者的薪酬(货币性质或期权性质)，他们会更积极地为股东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造成企业投资于更多的损毁价值的项目，加重投资异化的程度。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为改进激励机制提供了依据。
　　(2)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这一主题才刚刚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几乎是一致的，这在财务学研究领域还是不多见的。几乎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显示，一般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特征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包括过度投资、投资不足、过度并购、通过并购造成股东财富的损失等。这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确实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换一种角度来看，结论大一致也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只有更多的争辩才能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不能排除这类研究中有些受到了“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云亦云，这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进。
　　(3)国内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而且大多是关于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与归纳，缺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的研究，特别是用中国的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才刚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得。例如，在这一研究领域，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度量方法来看，在中国难以得到很好的应用。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度量指标。
　　最后，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1)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广的领域。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方面，实际上，企业不同的财务问题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例如，现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和策略以及企业的分配政策等问题。Ben等(2007)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出现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献，如Hribar等(2006)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由此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Jin等(2005)研究了过度自信和税负对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影响；余明桂等(2006)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激进负债问题。这些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2)从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特有的行为或心理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西方已经发现的企业管理者普遍存在的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没有研究证实，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为文化与制度各方面的差异，中国管理者的心理可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现了这些特征就等于找到了解决中国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钥匙。
　　(3)研究管理者背景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国外许多研究表明，高层管理团队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成员特性的影响，管理者的教育背景、从业背景等对他们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特点都有着显著的影响(Hambrick，et al，1984；Wiersema，et al，1992)。Malmendier等(2005)的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背景确实和投资的异化程度有一定的关联性。
　　(4)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例如：研究不同类型企业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状况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能造成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和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还可以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行为的具体影响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