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6-30 2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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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识形态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政策的既有意识形态、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对民众有关税收政策的最终意识形态产生很大影响。
情形1: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如表5。
表5中,既有意识形态是指既定对象对既定道德伦理的接受,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现实环境中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道德伦理所产生的认知。最终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认识和校正后所认同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纳税人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又取决于人类过去的道德伦理和既定对象的阅历。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又受既定现实环境的历史、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不能忽视。
情形2: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如表6。
分析同上,最终的结果是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征管人员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六)潜规则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潜规则
潜规则的概念由吴思正式提出。吴思的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在我们的现实规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人们(尤其是官僚权势集团)真正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与他们的利害计较紧密相联。潜规则的形成是人们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的结果,其目的是趋利避害。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根据分析,吴思的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行为约束,它背离了正式制度的规定而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种潜规则既包括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又包括官员的批条、指示、暗示等准正式制度。毋庸讳言,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①,既定社会的潜规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2 潜规则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如果说税法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依法征纳税是保证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真正起作用的制度既可以是以税法的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也可以是以谈判、交情、交易等形式存在的潜规则。有关税收官员和纳税人之间在正式制度与潜规则之间博弈的分析假设纳税人在选择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其相应活动的净收益为a,税收官员在选择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其相应活动的净收益为b;纳税人若不配合税收官员按潜规则行事,则需多承担c的成本,其多承担的成本c为税收官员增加的收益;若税收官员公正行事,不理会纳税人运用潜规则,则纳税人只能独自多承担d的成本;税收官员与纳税人会意按潜规则行事,则纳税人多付出成本e,税收官员多得到收益e,e 结果显示,双方运用潜规则是唯一均衡。潜规则的广泛应用也就理所当然了。一个非法治社会是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潜规则在法治社会就会销声匿迹。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即使在民主宪政发达的国家,潜规则也在许多领域发生作用。因此,推行法治,必须研究潜规则。正如龙宗智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只注意法的理想状态,更需注意法的现实状态,要关注那些发挥实际效用的“潜规则”即“隐形法”,才能有成效地推进法制改革。这一建议既适用于法治化的一般研究,也适用于税收法治化的研究;既适用于民主宪政发达的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
(七)法律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法律
有关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为了惩恶扬善,最终使社会绝大部分人受益。因此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能陷大多数人于不义。换句话来讲,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下,违法者永远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否则这样的法律本身是不合乎法理的。
有关法律的执行。如果我们以宽容乃至纵容的方式来执行法律,那么这种法律显然无法对违法的恶人形成约束,其最终的结果是善人受害,恶人得利。如果我们以严厉的方式来执行法律,则结果是恶人的恶行得到了遏制,甚至有部分恶人改恶从善。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总福利增加。因此,法律执行是法律制定的保障,没有了法律的严格执行,法律的制定也就形同虚设。
2 法律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针对税收政策而言,税收实体法明确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税收程序法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时应受到的惩罚。纳税人若不遵守税收实体法,可以获得额外的税收收益,但其或有成本是可能的税收惩罚。从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纳税人会选择不遵守税收实体法,直到其违法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违法的边际成本为止。有关税收实体法(轻税、重税)和税收程序法(轻罚、重罚)的纳税人选择如图1。
上图显示,轻税重罚的模式下,违法行为的数量为Q重税轻罚下的违法行为数量为Q2,Q2Q1。合理的税法的设计应是轻税重罚型的,这种设计既体现藏富于民的理财思想,又从机制上对其予以保护和肯定。与此相反,税法的设计若是重税轻罚性的,则一方面是良民的税收负担沉重,生活窘迫,甚至走上偷逃税的道路;另一方面是恶人通过种种手段相互勾结,损公肥私。重税轻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吴思将其总结为淘汰良民定律。
三、启示
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和正式制度对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有着不尽相同的约束。非正式制度的国家观思想对判断一国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差别大相径庭,契约论的国家观最能够体现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但即使是以契约论的国家观为主导,所制定的税收政策也并非没有瑕疵,多数人规则在某项税收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时,会产生多数人强制。通过对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一些国家进行了税收政策的单一化取代差别化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举足轻重,无论是制定还是评价税收政策,一个社会既有的和现实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忽视。潜规则和正式制度为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如下思路:一方面,税收政策的法治化要遵行既定的规律,同时要充分考虑和正视整个社会的潜规则,只有这样,所制定的税收政策才不会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要创造一个能保证税收政策有效的社会环境,决非一蹴而就,而其重要性又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我们在制定税收政策时考虑了以上所提的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并避免其不利影响,一个有利于税收政策有效的社会环境才能逐渐地创建起来。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税收政策的既有意识形态、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对民众有关税收政策的最终意识形态产生很大影响。
情形1: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如表5。
表5中,既有意识形态是指既定对象对既定道德伦理的接受,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现实环境中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道德伦理所产生的认知。最终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认识和校正后所认同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纳税人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又取决于人类过去的道德伦理和既定对象的阅历。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又受既定现实环境的历史、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不能忽视。
情形2: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如表6。
分析同上,最终的结果是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征管人员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六)潜规则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潜规则
潜规则的概念由吴思正式提出。吴思的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在我们的现实规则之后所隐藏着的另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人们(尤其是官僚权势集团)真正遵循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与他们的利害计较紧密相联。潜规则的形成是人们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的结果,其目的是趋利避害。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根据分析,吴思的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行为约束,它背离了正式制度的规定而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种潜规则既包括习惯、惯例和社会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又包括官员的批条、指示、暗示等准正式制度。毋庸讳言,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①,既定社会的潜规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2 潜规则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如果说税法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依法征纳税是保证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真正起作用的制度既可以是以税法的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也可以是以谈判、交情、交易等形式存在的潜规则。有关税收官员和纳税人之间在正式制度与潜规则之间博弈的分析假设纳税人在选择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其相应活动的净收益为a,税收官员在选择正式制度的情形下,其相应活动的净收益为b;纳税人若不配合税收官员按潜规则行事,则需多承担c的成本,其多承担的成本c为税收官员增加的收益;若税收官员公正行事,不理会纳税人运用潜规则,则纳税人只能独自多承担d的成本;税收官员与纳税人会意按潜规则行事,则纳税人多付出成本e,税收官员多得到收益e,e 结果显示,双方运用潜规则是唯一均衡。潜规则的广泛应用也就理所当然了。一个非法治社会是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潜规则在法治社会就会销声匿迹。事实上,由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即使在民主宪政发达的国家,潜规则也在许多领域发生作用。因此,推行法治,必须研究潜规则。正如龙宗智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只注意法的理想状态,更需注意法的现实状态,要关注那些发挥实际效用的“潜规则”即“隐形法”,才能有成效地推进法制改革。这一建议既适用于法治化的一般研究,也适用于税收法治化的研究;既适用于民主宪政发达的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
(七)法律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法律
有关法律的制定。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是为了惩恶扬善,最终使社会绝大部分人受益。因此任何法律的制定都不能陷大多数人于不义。换句话来讲,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下,违法者永远是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否则这样的法律本身是不合乎法理的。
有关法律的执行。如果我们以宽容乃至纵容的方式来执行法律,那么这种法律显然无法对违法的恶人形成约束,其最终的结果是善人受害,恶人得利。如果我们以严厉的方式来执行法律,则结果是恶人的恶行得到了遏制,甚至有部分恶人改恶从善。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的总福利增加。因此,法律执行是法律制定的保障,没有了法律的严格执行,法律的制定也就形同虚设。
2 法律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针对税收政策而言,税收实体法明确规定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税收程序法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履行纳税义务时应受到的惩罚。纳税人若不遵守税收实体法,可以获得额外的税收收益,但其或有成本是可能的税收惩罚。从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纳税人会选择不遵守税收实体法,直到其违法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违法的边际成本为止。有关税收实体法(轻税、重税)和税收程序法(轻罚、重罚)的纳税人选择如图1。
上图显示,轻税重罚的模式下,违法行为的数量为Q重税轻罚下的违法行为数量为Q2,Q2Q1。合理的税法的设计应是轻税重罚型的,这种设计既体现藏富于民的理财思想,又从机制上对其予以保护和肯定。与此相反,税法的设计若是重税轻罚性的,则一方面是良民的税收负担沉重,生活窘迫,甚至走上偷逃税的道路;另一方面是恶人通过种种手段相互勾结,损公肥私。重税轻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吴思将其总结为淘汰良民定律。
三、启示
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和正式制度对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有着不尽相同的约束。非正式制度的国家观思想对判断一国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差别大相径庭,契约论的国家观最能够体现人民的民主与自由。但即使是以契约论的国家观为主导,所制定的税收政策也并非没有瑕疵,多数人规则在某项税收政策的成本与收益严重不对称时,会产生多数人强制。通过对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一些国家进行了税收政策的单一化取代差别化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也就不难理解了。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举足轻重,无论是制定还是评价税收政策,一个社会既有的和现实的意识形态都不能忽视。潜规则和正式制度为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如下思路:一方面,税收政策的法治化要遵行既定的规律,同时要充分考虑和正视整个社会的潜规则,只有这样,所制定的税收政策才不会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要创造一个能保证税收政策有效的社会环境,决非一蹴而就,而其重要性又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我们在制定税收政策时考虑了以上所提的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并避免其不利影响,一个有利于税收政策有效的社会环境才能逐渐地创建起来。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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