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关于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国内外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两点，一是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确实有着 重要的影响，二是不同的税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同，有的税种与增长率负相关，有的税种与增长率正相关。
　　Engen Eric和Skinne Jonathan(1996)的研究表明，在外生增长模型中，当税收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在沿着可能较长的转移路径向新的稳态转移过程中，短期产出增长率会相应做出调整；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税收可以通过税收结构和税率的调整来影响产出增长率，而且，税收的组合(即税收结构)与税收的绝对水平对经济增长来说同样重要，通过采用税基较宽的税收结构并加强有效管理来整合税收资源的国家，可以比征税水平普遍较低且无效率的国家有较高的增长率。Se-Jik Kim(1998)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一般税收体系主要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估计了美国税收收入中性(税收收入全部用于财政支出)条件下，税收结构的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他认为一国的税收对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税收结构的不同是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30％；二是偏好的不同可以解释增长率差异的大约4％，其余约70％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的不同；三是劳动所得税、证券债务率和通货膨胀也是解释经济增长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他还发现在个人税收安排上，劳动所得税造成国家间增长率显著不同的作用，同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而且发现每个税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严格依赖于税收体系本身，并且在相应的税收体系中，税收收入中性的变化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增长效应，在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中约有超过30％为总税收水平内部的变化所引起的。总的来说，在税收收入中性的情况下，税收结构有着巨大的增长效应。
　　Kneller、Bleaney和Gemmell(1999)选取22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税收结构和政府花费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非扭曲性税收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是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而税收结构可能比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更重要。Zagler、Martin和Dtlmecker、Georg(2003)认为，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宽泛和显著。消费税仅仅扭曲劳动和休闲之间的选择，由所得税向消费税的转移将鼓励资本积累，当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消极的，会抑制经济增长。通过对税收结构的研究，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扩张的需要，开始调整税收结构，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从以直接税为主向以税基比较宽泛的间接税为主转移。
　　对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Burgess和Stem(1993)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可以随时间进行调整以最大化增长率；同时他们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著的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著的关系。Lehmussaari(1990)的研究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税收结构和税收水平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Zee(1996)则分别对24个OECD国家与56个非OECD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税收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除了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征税水平、税收结构和税收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比较弱的统计关系。
　　国内对税收结构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税和间接税水平的层面上，主要结论是：一是直接税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与经济增长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二是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例关系不协调；三是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应该尽量减少直接税而主要采用间接税。
　　马栓友(2001)认为，目前的直接税／间接税比率均已超过其最优数量比率，应适当削减直接税。范广军(2004)利用我国1981～1998年数据，采用OLS方法估计了我国财政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间接税的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异于零，增加我国的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占GDP的比重则不影响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增进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环境税制研究”课题组(2004)认为，我国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直接税所占比重过低，间接税十分不完善，这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重不协调的原因，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认为，我国目前直接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税收总额的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税制结构不够合理，税种设置不够科学。
　　国内对税种结构进行分类研究的很少。王亮(2004)采用1992～2002年税收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变化轨迹，结论是流转税和所得税都与经济增长呈现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得到使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的流转税、所得税占GDP的比率分别为7.78％和2.1％，但我国目前流转税的实际占比偏高，税改重点应为降低流转税的比率，同时增大所得税比率的结论。李绍荣、耿莹(2005)从税收结构对经济的总体规模和要素产出效率的影响出发，说明了在中国现行税收结构中各种税类的份额对经济增长和要素收入分配的效应，并指出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税收结构调整方向。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税收结构下，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单纯地从税收结构的数量调整上讲，目前应提高所得税类的税收份额，并降低财产税类的税收份额。苑小丰(200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出发，就中国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对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降低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劳动的产出效率，降低资本的产出效率；所得税类份额增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降低劳动产出效率。同时，所得税类份额的增加提高经济的总体规模，而流转税类份额的增加则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说明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中，有必要加强税收体制改革，适当调整所得税类份额，促进生产模式转变，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三、税负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负担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税收理论问题，又是我们进行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选择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实现公平分配、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一)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文献的观点是，一般来说，短期内税收负担水平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长期来说，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Chamley(1986)和Judd(1985)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动态最优税制，分析表明，长期来说，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最优税率为零。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998)把这个结论扩展到了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并且除了分析劳动和资本所得税收以外，还用来分析消费税。他们发现对劳动所得和消费征税的长期最优税率也为零。
　　对不随时间变化的税率的分析比较有限，结果相对一致。Cooley和Hansen(1992)的研究表明，税率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相对于税率不随时间变化的税收政策而言，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要小。Comez(2007)采用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计算了美国经济的最优固定比率税收结构，发现短期内资本所得的最优税率相对于参数的变化极其稳定，而工资税和消费税之间的平衡却显著依赖于投资于人力资本积累中的商品的税收待遇，并在较轻程度上依赖于跨期替代弹性。
　　Roy W.Bahl和Richard M.Bird(2008)通过对经济发展和税收政策设计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末，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税率为33.4％，约为发展中国家的2倍；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率基本没变，一直保持在17％左右；而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转型经济的宏观税率略微有所下降，为21.8％，税收负担水平无论是与收入水平还是经济增长率之间都没有必然的联系。Gareth Myles(2000)在相对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从内生增长的视角估计了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论表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Tanzi(2000)则指出大多数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与经济增长无关。
　　关于税率的短期影响，Engen Erie和Skinner Jonathan(1996)在对美国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后认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Se-Jik Kim(1998)的实证结果是，资本收益税将平均对增长率带来2％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将解释增长率不同的20％。而更多的结论是资本所得税比劳动所得税的作用大，但Kim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对两国增长率不同的影响上至少与资本所得税同样重要。Mendo-za、Razin和Tesar(1994)的研究也表明，当税率变动10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相应变动大约0.25个百分点。
　　但以下研究成果则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Georgios Karras(1999)运用11个真实增长率和税率显著不同的OECD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税率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一是与平滑税收假设理论相一致，虽然税率表现为显著持续的改变，但产出增长率则没有这个特点；二是较高的税率会永久减少产出水平，但对产出增长率却没有永久的影响。这些发现同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不一致。而Joel Slemrod等(2003)则认为高税率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税率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二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可能实际上用在了更能提升经济增长的方面。Christos Koulovafianos和Leonard J.Mimlan(2004)在内生增长框架下研究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如果没有产出的外部性，边际税率会减少资本积累的回报率。因此，在不存在生产的外部性的框架下，边际税率总是导致竞争经济偏离产出的有效性和帕累托最优状态，但边际所得税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外生地带来经济的大幅增长。
　　Burgess和Stem(199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税率与单位资本GNP之间存在微弱的但却显著的关系，但在发达国家却不存在这种显著的关系。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由于对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认识不一致，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也不尽一致。宋效中等(2005)以巴罗的模型为基础，利用我国1985～2004年小口径宏观税负的统计数据，在考虑公共支出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我国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不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宏观税负每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降低0.14个百分点。李永友(2004)把财政支出纳入到了税收负担分析的框架内，通过对我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税收负担即使在考虑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对经济也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程度在两种情况下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不考虑政府支出时，税收负担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就会下降0.713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财政支出之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程度由原来的0.713个百分点下降到0.33个百分点左右。刘军(2006)通过运用1978～2004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建立模型，计算得到我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税收负担每上升(下降)1％，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升)3.866％；并且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每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
　　
　　(二)税收负担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国外税收制度与我国的税收制度相去甚远，这里仅综述我国的研究情况。武利华(2000)认为在我国区域税收负担结构中，西部税负最重，东部次之，中部最轻，并指出自1985年两步“利改税”以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各地区税负差异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申嫦娥(2006)通过采用汉森一萨缪尔森模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说明了当前区域税负主要受人均GDP、城市化程度、产业结构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改变目前区域税负差异的途径在于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削弱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李永友、丛树海(2005)利用跨省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1994—2002年地区税负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税收负担在我国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但与大多数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东部地区税负最高，西部次之，中部地区税负最低，其中最高的东部地区比最低的中部地区在1994～2002年之间平均高出近7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而且他们还对区域内税负差异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水平差异进行了研究，认为就平均税负而言，东部地区各个体之间的税负差异最大，但这种差异程度有下降的趋势，不过下降的幅度不是非常明显；中部地区个体间的差异程度最小，但与东部地区不同的是，这种差异程度在逐步上升；从整体上看，不同地区内的差异程度在不同区域间有趋同的趋势。此外，河南省税务学会课题组(2007)也认为在区域税负差异中，东部税负较重，西部税负次之、中部最轻。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张文春等(2001)。 转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