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政治风险。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虽然是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的权利，审计署也明确提出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审计结果一律向社会公开，但是我国审计机关实行的是行政型审计管理模式体制，地方政府的意见基本上左右着审计结果公告。从现阶段来看，问题性的报告占了整个审计报告绝大多数，从地方经济利益出发，或考虑到社会稳定，政府对于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审计报告都会有一定的要求，无论是公告的内容，范围，还是公告渠道。也就是说，非经 “点头”的问题性审计报告，是难于面向社会公众的。换句话说，能够向社会公告的审计报告，并非都是原汁原味的审计报告。这样就使审计机关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在 “旨意”与 “民意”面前处于两难的境地。满足了百姓的知情权，就将被冠之以 “无政府主义”；达到了政府的要求，就会丧失 “民心”。同时，向世行贷款和国外援贷款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公告后，很可能涉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政府的诚信形象，造成不良政治影响。

　　三、审计结果公告风险控制

　　任何形式的审计结果公告都可能产生审计风险，突出审计机关和被审计单位及其相关负责人的矛盾。所以，在循序渐进，分步推进审计结果公告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建立审计结果公告风险规避机制，对于全面推进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是要建立健全审计结果公告法律制度体系，从机制上控制风险。我国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尽管审计署对审计结果公告目标作出了硬性的安排，但法律所具备的本质特征明显不足。一方面审计法对审计结果公告采用了 “可以”的表述，而不是必须公开。对于一些审计报告是否公开，表面上审计机关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和自由裁量的权利，事实上，审计法折中而含混其辞的表述，变成了不予公开的 “托词”；另一方面，审计结果公告准则又将公告的范围定位在 “重要”的审计事项上，让基层审计机关显得无所适从，畏首畏脚。同时，审计公开受国家保密制度的制约，许多领域成为 “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全面推行审计结果公告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其法律制度建设。一方面国家审计机关要在推进审计结果公告法律制度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应充分利用审计法实施条例修改契机，加强审计结果公告方面的法制建设，切实解决其与保密法等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部门规章生成快速，灵活的特点，对现有规定中一些失之笼统，条文简略，不易操作的地方进行修缮，进一步完善与审计结果公告相关的准则和制度建设，优化审计结果公告法制环境，控制风险。

　　二是建立审计结果公告审批制度，有效降低风险。审计法规定，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分别在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这就为建立审计结果公告审批制度，合理转移部分公告风险，找到了理由。政府应指定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对拟公开的审计报告组织保密、审计机关等部门进行审定和评估，然后报经政府批准后，按要求进行公告。

　　三是将审计结果公告纳入地方政府政务公开范畴，合理转嫁风险。审计结果公开，即是政府公众信息的组成部分，也是政府政务公开的必然要求。地方政府应照公众信息管理办法，对审计结果公开实行统一管理，以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或利用政府电子政务网络、或指定有关新闻媒体开设专栏、或由审计机关单独编发“审计公报”，面向社会统一公开审计结果，以减少对审计机关的各种非议。

　　四是提升审计报告质量，从根本减少风险。审计结果公告后，某些部门、单位和个人有不同意见或异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向审计报告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因此，没有更权威的审计报告，审计结果报告只能使审计机关处于不利局面。审计机关应在加强审前调查，科学制定审计方案，完善五级复核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审计报告评审制度，成立审计报告审查委员会，对审计报告反映问题的真实完整性，问题定性的严谨性，审计决定适用法律的准确性进行全面复核，从根本上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同时，强化审计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以严格纪律，提高审计人员从业的责任感和风险意识，确保审计报告必须经得起事实的检查，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从而有效地降低和减少审计结果公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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