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以来，司法中精神障碍鉴定的启动程序倍受关注。本文从该案入手，探讨我国现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借鉴英美法系鉴定启动程序，结合我国具体体制与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程序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 刑事司法 精神障碍 启动程序

　　2006年7月邱兴华连杀10人，逃跑途中又致一死两伤。10月陕西省安康中院审理后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依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邱兴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1月邱兴华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前，其妻子以家属身份提交精神病鉴定申请，同时其二审律师也向法院提请了该申请。江苏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刘锡伟断定邱兴华患有精神疾病，希望法院能够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其间中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领域的泰斗杨德森教授也大力声援。12月陕西高院二审，尽管双方就精神病鉴定启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然最终法院以未提交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为由未采纳被告精神病鉴定的主张。事实上，在据邱兴华杀人案主审法官王晓回忆：“9月30日早上，安康市检察院将该案报送中院起诉的办案人告诉我，他看完卷宗，觉得邱兴华有些神经不正常。”在公安侦查过程中则完全没有考虑过对其精神状态的检测。最终12月邱兴华被执以枪决，精神病鉴定程序始终未启动。

　　一、现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问题

　　这里的刑事司法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程序，认为是控辩双方或一方或有关国家机关申请精神障碍鉴定，到鉴定人、鉴定机构最终确定的过程。精神障碍鉴定的司法鉴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而其启动程序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随着2006年邱兴华杀人案的判决落幕，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各届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讨论。2011年6月《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从立法层面上做了一系列规定，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该草案也并未对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的一些具体做法予以规定，我国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上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一）控辩双方权利失衡，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另外，第159条规定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从这些条文的内容来看，诉讼参与人仅享有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权利。控辩双方权利失衡，是现有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地存在。
　　1.侦查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公安部1998年发布的5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6第233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由此可见，在我国，侦查机关享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然而在该启动过程中，侦查机关由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会造成启动的不公。一方面，侦查机关由于自身职责的倾向性，会更加注意到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名加重的证据。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结果可能使被告人罪名减轻，因此侦查机关通常不倾向于启动该鉴定，即使启动，由于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是受侦查机关委托，迫于压力也可能做出侦查机关所希望的结论，无法保证结果的公正客观性。另一方面，侦查机关人员本身并非精神障碍专家，只能凭借主观意识判断被告是否可能患有精神病，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无法独立判断也造成了启动的困难。加上当事人没有初次鉴定申请的权利，其权益更加难以保障。在邱兴华一案中，按其妻子的描述与精神病主任医师刘锡伟教授的判断，邱兴华精神方面的障碍在公安司法机关办案的时候就已见端倪，然而在侦查阶段并未启动精神障碍的司法鉴定。在本案中，公安司法机关迫于各方面压力与自身职责倾向性与知识局限性做出了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这显然是有违程序正义的。
　　2.审查起诉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发布的5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6第19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也应当进行鉴定。由此可见，我国的检察机关同样享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同样在检察院审查阶段，其司法鉴定的启动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检察院的鉴定权同侦查机关是相类似的；其次，在行使检察起诉权时，检察院可以就鉴定事项和公安机关进行讨论或提出异议，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或针对已有的鉴定结论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检察院亦可自行重新鉴定。如邱兴华一案中，主审法官跟检察院办案人的一个私下的交流。可以说检察机关在鉴定启动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同样由于其自身的职责倾向，它存在和侦查机关相似的问题，很可能在本应该启动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并不启动，从而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3.审判阶段司法鉴定启动程序存在的失衡问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8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鉴定；另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的规定，若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从这些规定来看，人民法院毫无疑问也拥有启动鉴定的决定权。法官被预设为“最高公正性”的人，法官在司法鉴定中也拥有启动权，或者说法官是最应该具备鉴定启动权的人，其决定按说最应该体现出鉴定启动的公正性。然而精神障碍司法鉴定的启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法官也有专业的局限性，且容易混淆鉴定启动的标准与判定其为精神障碍的标准。如在邱兴华一案中，法院最后以“未提交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为由驳回了被告的精神障碍鉴定申请，法院认为，邱在逃跑过程中多次有意识地逃离了追捕且从侦查到审判整个过程中思路都很清晰，由此判定邱没有精神病，对精神病鉴定申请不予采纳。而事实上案发前，邱怀疑老婆外遇，女儿非亲生，上诉时说法庭判决没把他妻子不忠写入判决书等，这一系列言行均表明邱有被害妄想、嫉妒妄想等精神障碍的倾向，加上精神病教授的论断，精神鉴定泰斗的声援，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证据。如果不去注意到这些事实，仅去关注邱正常的一面，很容易陷入误区忽视他的这些精神症状。由于没有鉴定启动遵循的标准，加上法官专业知识的缺乏，造成了不利于当事人的结论的产生。

　　（二）鉴定预启动过程中的立法及社会影响问题，导致鉴定结论的科学性难以保证
　　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鉴定，一旦启动，它的鉴定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首先，它虽然有一定的国内外标准可以进行判断，但这类鉴定本身是法学与医学相交叉的学科，其复杂性远远超出单纯医学的鉴定且其还带有不少主观色彩，不同专家，不同时间或情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结论；其次，它也是一种回溯性评价，所以鉴定结论的准确性也会降低；最后，还可能出现精神病专家权力寻租或迫于其他方面的压力做出违背职业道德的判断。这些都是在启动精神障碍鉴定后会面临的具体问题，也会使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得不到保障。
　　1.鉴定人、鉴定机构的的相关立法规定宽泛，规范性不够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障碍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款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内精神障碍司法鉴定工作。相关法律法规有所冲突，到底是由省级政府指定还是有司法鉴定委员会决定鉴定机构，没有明确指定或决定哪一级别的医院作为鉴定机构没有规定。
　　有关鉴定人的鉴定资格问题，《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作了规定，即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且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可以担任鉴定人。这个规定可以说非常宽泛，“五年临床经验”、“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和“主治医师”模糊宽泛，门槛太低，这样很容易造成鱼目混珠的事件发生，专业权威性不够加上鉴定授予的随意性较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科学性。

一般情况下，鉴定人、鉴定机构由侦查机关或审查机关或审批机关自行决定。如公安部颁布的《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