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焦点就在于究竟是让制度去适应文化还是让文化去适应制度。即应以调整法律为重还是以改造文化为重。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其一，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根植于某一文化产生并发展的，没有文化土壤的制度是不能够长时间维持下去的，在这里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其一是形成制度的原生“文化土壤”，其二是制度建立后形成的“制度文化”。前者是该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后者是制度本身对文化的反作用结果。二者不可混同。在明晰了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产权意识的缺失，是当下必须首要弥补的，否则就很难谈及知识产权法制建设。
　　其二，文化建设的长期性与当下知识产权秩序建设的迫切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很难完全依赖于文化自发和缓慢的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秩序。这时，立法者在最大程度上改造法律，使其适应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和文化则显得至关重要，即法律本土化的过程在知识产权秩序的建立中扮演者最为重要和行之有效的角色。
　　因此，对于知识产权秩序的建立是一个外来法律本土化和传统文化再改造的双向过程。笔者认为，应以法制建设为主，同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上不适应知识产权文化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