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在"中国潜在增长基准评价模型"及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等要素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10年潜在增长率仍具有8％—9％的潜力。并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趋势的观察，提出"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即从长期趋势看，投资（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出现城市化加速时期的对数线性增长与城市化成熟时期的下降趋势。"投资依趋势增长和拐点命题"的提出，是因为城市化加速时期，资本深化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提高的内在要求，这为判断中国未来资本积累动态变动情景，提供了理论基础。 　　

2.压缩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将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

　　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率50％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期。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经历着"压缩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即发达国家200年工业化、城市化历程，在中国被压缩在几十年里演化，进而决定了中国长期增长的行为特征（经济主体行为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和增长函数与发达国家不同。"压缩的"城市化过程必然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集聚效应，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是被压缩在几十年内实现的，所以它的集聚效应非常大，报酬递增明显；另外，由工业化阶段的"干中学"技术进步转向"自主创新"的驱动，蕴含与增长目标转换所引致的增长环境，产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3.培养新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 　　

有专家提出，当前美国短期复苏的手段是扩大出口和量化宽松，长期的手段就是回归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美国的结构调整估计至少需要十年。谁来为美国中长期结构调整买单？这涉及全球失衡。失衡的责任，中国人和美国人各自应当承担一半的责任，美国无论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扩大出口，只会对外转嫁危机而不能解决问题。如何走出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困境？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我们现在的选择很少。我国外向型发展的目的是促进体制转型和诱导发展，三十年的业绩证明很成功。在内外经济失衡与国际压力显著增大条件下，需要实现外向型模式转变，解决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战略问题。 　　

一是定价权。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是世界主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价格的追随者；是国际重要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规则的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的承担者或逆周期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中国在价格、游戏规则、责任担当等方面，依然是一个追随者。例如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石市场上最重要买家，而铁矿石的定价机制却从长期合同价格变成季度定价、月度定价以及现货定价。我国要提高全球范围内铁矿石投资比重，在国内厉行资源节约和替代战略，与全球铁矿石供需企业开展广泛的合作，形成规则的影响力和逆周期的调节力，这必然是时间和经验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拔苗助长。 　　

二是金融实力。2010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3万亿美元，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7.5％（3108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比重70.5％。对外金融负债2.34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比63％（1.48万亿美元）。加快推进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管理和配置，持续提高股权投资比重，逐步推进人民币和银行"走出去"，加快促进资本和市场国际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建立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综合物流枢纽、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区位布局。审慎迈过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相互协调的"坎"。上海与香港、台湾合作打造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 　　

三是从模仿走向创新。全球研发和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美日欧大三角区域。无论是国际前沿的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还是开发性研究，其创新的主体都主要是国际大跨国公司以及由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也有三个创新层次，即宏观层面的重大技术创新体系，如"两弹一星"；大企业层面的重点技术创新体系，如大飞机、高铁技术创新体系；小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很弱，创新环境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撑很弱，引资的直接技术外溢效果很弱，是我国与美国在知识和技术进步上的最重要差距。 　　

四是承担世界责任。提高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及软实力的持续影响力。积极推动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改革。努力纠正全球化过度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忽视了"经济发展"，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贫富差距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社会问题。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既要开放发展机会（如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又要实现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并保证人人能公平地参与全球发展过程并从中受惠。增强促进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中的影响力。 　　

五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会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和城镇化战略。扩大内需和城镇化战略都将是以中国市场需求为基础的一个内向取向的战略，如何解决扩大内需战略和城镇化战略与国际经济化战略之间的对接，对我们下一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未来的30年，是中国在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的关键时期，一步步地打造在周边和全球的生产组装基地，打造我们对外营销的渠道和网络，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银行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