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类应该为绿色、和平、科学、包容发展求同存异

（一）普世价值是木桶中最短的板
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这在对抗公平、正义基础上提出的价值体系。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国家。老政治油条经常讲一句口头禅“自由不能化，民主不能大！”关于自由、民主、法制、人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甚至把普世民主和普世价值等同起来。普世价值是所有人类的共同承认的价值观点，那一定是木桶理论中那个最短的木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优秀的制度，为什么要惧怕、排挤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普世价值？按照普世价值要求，检讨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革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正义的革命，也是我们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改造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
（二）人类应该坚持绿色、和平、包容、科学发展
市场全球化，资源一体化，矛盾尖锐化，经济危机导致人类社会大面积不安宁。联合国有关组织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绿色发展、和平发展的理念，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但是，部分利益集团处于自身“理性、经济、边际”发展要求，在世界各地掠夺发展，用霸权主义制造国际事端。我国领导人在绿色、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为应对国际争端提出包容发展，为应对无序发展提出科学发展，并首先在国内推行科学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贡献。下一步，要在国际上从战略的高度积极推进科学、包容发展理论，也要在国内推行科学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
（三）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是消弭国际纷争的圣经
东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倡阶级性、社会性、利益性。阶级性这根弦使新自由主义者和美国精英集团每天头悬利剑，是其“反叛乱”理论及战略的主要防范对象，也是东西方制度体系对抗的根源。人类社会需要和平发展，我们要正视经济差别存在，要实现各阶层包容发展，需要用尊重资本的价值和承认私有财产的权力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名义上的对抗实质上的合作。在凯恩斯主义之前，资产阶级内部已经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注意融合劳资矛盾，改良社会福利系统，是对社会性的认同。社会性不在理论，更多地看效果，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社会性还不如西方国家。资本主义阵营坚持“理性经济人”行为基础和“边际最大”决策倾向，在一个个假设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一次次推进经济危机的泥潭又一次次通过技术革命、思想改良、制度重建走出泥潭，核心的问题是缺乏资源配置的社会性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运行经验，在制度设计、财富积累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如果能够进行社会性改良，将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提供很多启示、经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包容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科学发展。

五、资源主义及其经济学是设计全球新秩序的手段之一

央视《舌尖上的中国》好评如潮，但“舌尖上之另一个中国”在网络广为流传：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蓝矾韭菜、人造鸡蛋、注胶牛肉、石蜡翻新陈米、尿素豆芽、膨胀瓜、石膏豆腐、甲醇酒、彩绘馒头、高汞烟。最近一系列事件表明，社会矛盾激化趋势并没有因为十八大的即将召开而实际弱化。基于美国“反叛乱”理论及其纲领性文件《美国海外内部防卫政策》，“现在和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国家安全问题是共产主义古典、支持和主导的颠覆性叛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国际势力对中国的发展存在战略对抗，不断在我国周边地区及国际市场进一步制造各种摩擦，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更是加紧活动。
如何用前瞻性、全局性思维去主动解决问题，而非被动应付，需要科学务实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以人为本、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性是发展的核心。科学发展观、包容性发展理论，已经在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较好的顶层设计，如何丰富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国际合作中赢得主动，在内部治理中解决问题，需要大胆的理论创新。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该涉及我们的政体和国体，而在于如何在现实体制框架下解决了资源的科学配置问题。如何破题，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完善、建立科学、系统、务实的理论并使之成为顶层设计的工具。
（一）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爱之，则忧之，即便恨之，亦属正常；但是，在某些特定时空，这种“正常”经传播、经渲染，不图有效化解，或用无影掌拆解，或被中间环节故意掩盖，将演变为恨之情感、愤之怒火，将导致“低强度冲突”和各种规格的“叛乱”，影响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展开。从制度设计上，我们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制度与实际运行效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理性经济人思想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追求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对资源拥有者的最大化。资产阶级从一个正义、进步、革命的阶级变成一个时刻会陷入经济危机、靠殖民掠夺、靠制造各种事端来满足自己阶层、集团发展的“反革命”阶级。表面看，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已经彻底忘记在与封建地主和贵族斗争时所倡导的“邻人爱”、“敬天爱人”思想，发生了蜕变。而实际上，蜕变的根源在于其在财富积累、国家机器运行过程中所坚持的“理性经济人”思维，追求资源配置后的最大、最优效果，追求边界效应，社会正义湮没在对财富的“最大”、“理性”追求中，这种“经济正义、学术正义、法理正义”将“社会正义”一步步吞没，致使资产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理性经济人”尽管被奉为西方经济学之十大原则之一，却是西方经济学永久之痛。
相对于全盘否定，改革、改良是最理想的途径。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个方面的改良重点，一是对原有体制不正确的部分进行修复，二是对原有体制中正确却没有得到正确执行的部分进行确认，并保证其效应。许多学者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顶层设计。科学的顶层设计一般源于两种情况，一个是像邓小平那样的领袖性人物，一个是科学的工具。本文提出，科学的、综合的资源规划理念，是顶层设计者必须掌握的工具之一；如果上升到理论层次，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资源主义经济学”。
(二）我们吸收了西方经济学某些错误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们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之思想，初步建立了新东方经济学。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与鸿沟很少有学者去理解、填补，经济学的两元化思维乃西学东传者生搬硬套之果。两元化的思维是双轨制的根基，双轨制又是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文化紊乱之根源，致使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两元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数量之两元化、社会发展物质与精神之两元化。理性经济人思想被我国一批新经济学家全盘接受并用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是对小平思想的背叛。首先在于其对社会性的背弃；其次在于对小平融合思想、中庸思想的背弃；同时，西方经济学基于“假设”的基本思维方式，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定理可以用于趋势分析，不应该被广泛应用于指导制度改革和资源配置。基于假设的决策、基于最大化的安排，焉能保证系统运行稳定？理性经济人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了过份认同，而且并未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性交媾，是科学发展观、传统中庸哲学未在经济学领域得到科学运用的表现。理性经济人思想被许多经济学家承认并教育了一批批学生和企业家，所以，在当今中国，企业与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理性”的表现；所以，我们舌尖上的中国，也出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同时，边际、假设等理论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三）寻找真理需要拨乱反正
大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需要大修，否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资本主义将面临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危机。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百姓，都有一种隐忧：苏东的失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不改革还能够支撑多久？我们的改革后能否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人在鼓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态处世界先进水平，也有人在批评我们一系列失误。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所采用的发展路径，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和粗放式发展方式问题，致使我们国家在周边地区（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心中已经由“内愤”变成“公愤、共愤”，这样的氛围无论对我们的内部管理还是国际合作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已经影响到我们发展的质量与速度。所以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一体化改革势在必行。
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波理论时，我们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根基；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经济危机中的“市场与政府双失灵”唯一的根源就是其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都没有重视、尊重资源配置的社会性，用理性经济人、边际、最大化等思维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生态体系一次次拖进经济危机。
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态度，我们可以将科学发展观理解为通过资源的科学、民主、综合配置，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民族人民群众合理的发展需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资源的经济性，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配置资源，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资源的社会性，在保证全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条件下，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来团聚力量、凝聚人心、配置资源，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稳态、渐稳态。一方面，我们要反对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资源配置的“理性”经济性，片面追求资本效率、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理论上的社会性”、“实践中的经济性”。只有资源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统一到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我们才能够做到资源的科学配置。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改良西方经济学，恢复早起资产阶级的“邻人爱”、“敬天爱人”的社会性思维；另一方面，要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厘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计划与市场理论基础、社会发展与个人财富积累之间的道义基础。
首先，改革要配置法律资源。限制资源配置者、经营者、处置者的道德失范，并发挥立法机构、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追究相关部门的失察责任，使民主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制度改革，采取更加严厉的惩戒措施和更加科学的手段，打击贪污、渎职等腐败行为，旗帜鲜明地弘扬先进文化、廉洁文化，促使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恪尽职守，一可平民愤，二可提高资源配置的公开、公正、公平性，从而保证其科学性。
其次，改革要配置好社会资源。一是搞好资源国际间的配置，二是资源在国内的科学配置。强调资源配置的综合性，使各种资源配置过程、配置效应具有同样的方向——“三个代表”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和平发展与绿色发展要求。从“邻人爱”到“邻国爱”，这里面有节能环保问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有军备支出和国际政治力量博弈问题。“邻国爱”思想符合马列主义马泽东思想，在和平演变问题上，与其被和平演变，不如去主动演变世界。
第三，改革要配置好文化资源。我们在全球通过孔子学院轰轰烈烈地输出古代文明的时候，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却百愤横流。周恩来时代我们曾经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风生水起。检讨前面的政策与岁月，发现相关战略并未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一记记模糊拳无法招招制敌却拳拳伤己。所以“愤”族弄出“最敢动中国名单”。
(四）群策群力发展资源主义经济学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经济学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兼容东西方文明，需要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需要有发展全人类的气魄。胡总书记已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包容性发展理论。在经济学方面如何突破？在前期资源综合规划理论、在对东西方文化及经济学研判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资源主义及其经济学。
资源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字之差，但却有本质的区别：资源主义以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为基础；资源的发展与科学配置的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政府和市场共同对资源进行配置，甚至在国际化的市场上通过政府、国际组织间合作，来实现世界的绿色、和平、科学、包容发展；符合联合国宪章要求，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并无冲突。资本主义曾经建立在邻人爱、敬天爱人的社会性基础之上，由于其背叛了社会性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长期风雨飘摇，要破解周期性危机困局，不是要输出主义或者战争，而是要回归到邻人爱和邻国爱状态，发挥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管理、技术等方面进行改革，推动人类社会绿色、和平、均衡发展。
资源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它以资源的综合规划、民主决策、马列主义哲学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之精华、现代控制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平稳、渐进、绿色、和平发展，坚持全人类的共同发展，用民主的方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用有序的计划与自主的市场替代低水平、非民主的计划经济和无序的市场经济，用动态系统分析法和投资收益分析法取代西方经济学之限定条件下的经济模型，用科学的分析、预测和调控去取代西方经济学的泛假设和东方经济学的拍脑袋决策，用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去解决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问题。
基于资源综合规划的经济学，不仅追求资源配置后为投资人产生理想的经济效益，而且要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充分地承认资源的社会化属性，要兼顾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兼顾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而且个体发展以不影响社会发展为前提。这样的经济学是可以兼顾、统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学，是全球和平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消弭东西方与南北方矛盾的思想工具，也是治理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有效工具，是对科学发展观和包容性发展思想的感悟和实现，是巨大的理论创新。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对全球的包容性发展，将更加自信，更好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