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知视角和《桥边的老人》
来源:网络 时间:2017-07-01 15:27:00
一、语言描写的常规与非常规
如同海明威的许多小说,《桥边的老人》这篇小说的主体部分,也由人物的对话构成。而对话的简洁,一直是海明威小说的特色之一,也是海明威“冰山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体现。对于这种简洁对话,英国作家贝茨曾把它跟此前的经典小说家作了比较,认为在老规矩的写作中,特别明显的是:
角色说的话要具备作家所强调的抑扬顿挫、风味、情绪、含意。于是:“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他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巴地讲”;“他夹进来说”;“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海明威却把这套老规矩一扫而光”,没有了这种种的插入语,“一切语调和情绪都隐含在”人物对话的直接描写中,从而达到的艺术效果是,“在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风外壳下,流动着极其深沉的节奏,宛如炽热的火山熔岩”。
不过,我们读《桥边的老人》时,稍稍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篇小说篇幅很短,但在“我”和老人刚开始对话时,被贝茨称为“老规矩”的外在于对话的那种语调和情绪上的强调或解释却触目尽是。比如,“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他对我解释”(而不是直接写“他说”);“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等等。直到后来,当两人的对话开始慢慢深入,才恢复了海明威惯用的人物对话直接呈现的简洁表述(仅仅有“我说”、“他说”的交代,或者连这样的交代也省略)。这样,我们不得不要问,为何作者在对话开始的描写时,一反常态,显得比较“累赘”。这样的“累赘”,我们该如何看待?
我认为,在人物对话描写中,没有对对话人的语气、含意等作过多解释,在人物的对话间留下一些意犹未尽的“空白”让读者自己来体会揣摩,固然是“冰山理论”的一种体现。但也不能把这种“空白”理解得过于机械。不写与省略,只是表现人物藏而不露的心理世界和作品深意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故意把某种东西写出来,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不写乃至不能写的一个边界,是通过已经写出的一种心理世界,与尚未写出的潜在心理世界进行对照的。《桥边的老人》中写两人开始对话时的一些插入式交代和解释,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到,所有围绕着对话的插入式交代,都是从叙述者“我”的立场出发,是从“我”的有限视角对老人开始说的话作出的一番解释,而老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受叙述视角的制约,其实是无从知晓的。正是这种藏而不露,使“我”与老人开始对话时的种种外在式解释,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
老人虽然与背后的撤退人群有所区别,但既然他曾经是撤退人群中的一分子,所以“我”对老人的理解,也只能是从撤退者的群体的常规中来理解。如同“我”问到老人家乡而老人微笑时,“我”理所当然会把这理解为对家乡的感情。不过老人的解释却是“那时我在看管动物”。这似乎是答非所问的一句话,既弄得‘哦”摸不着头脑,也使“我”此前自以为是的解释难免有误读之嫌。因为老人之所以微笑很可能是想到了照看的动物而不是“我”以为的“家乡”。所以如网上流行的说课稿认为的,“提到故乡便暂时忘记了眼前艰难凶险的处境并微笑了起来的这一细节,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爱他生活的家园”,其实是在越过“我”的主观视角而作出的不恰当的判断。而这一误读又引起了“我”进一步的心理活动和对老人的再次打量,其实还是“我”的误读的体现:“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我”把老人说的“看管动物”理解为一种职业了。然后,从“我”眼中看到的一副钢丝边眼镜,似乎成了与他可能的牧羊者之类的职业极不协调的标志。这种误读,这种把看管动物理解为职业的功利式误读,为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定下了一种基调。
二、“我”的关心与分心
在围绕老人照看动物这一话题而深入展开对话时,虽然说明对话的情绪、语调等插入语被渐渐摒弃了,但是,另一种交代方式,那种与对话不直接关联的“我”的心理活动和对周边环境的观察描写,却不时插入对话中,使得“我”在说话时,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比如: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再比如: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驰下河边的斜坡。
这里,“我”的视野并没有专注于老人,战事的进展、撤退人员的动向,始终是“我”所关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情况是跟老人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但“我”没有专注于老人,也是事实。因为这里有“我”作为一个侦察兵的职责所在,也包括对自己个人安危的考虑等等。
与“我”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一样,老人也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只是被动地随着撤退的人流一起离开,而他的心思则全部在他照看的动物上,为这些动物的安危所担忧。
老人生命的安危,似乎应该成为“我”和老人自己共同关心的交集。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一表象下,两人的心理世界,显示出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我”对老人的误读时已经开始,也并不局限在“我”和老人之间。老人在转述一位上尉的话时说,“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但是老人却并不因为自己远离炮火就变得轻松:“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这样,老人越是远离炮火反而变得越发担忧。他的远离,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疲劳,也有心灵的折磨。理解了这一点,老人作为一个特写的人物镜头,出现在两次场景中,就有了各自对照的特殊意味。
第一次是开头一段,滚滚的撤退大军的背景中,老人坐着不动,似乎仅仅是一个身体意义上的疲乏者,在“我”的视角中,他既凸显于人流中,也是混同于撤退大军中的一员。这时候,“我”对老人的理解,并没有触及内心。 第二次,“我”丰富的心理活动从“我凝视着浮桥”开始,用我的心理活动作背景,把老人的形象再次勾勒出来,同时暗示了一个有待填补的心理意义上的空白,进而在带有错位式的心灵对话中,使读者逐渐建立起对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的基本解读。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三、人物和题旨的再解读
以往,教师解读《桥边的老人》这一小说文本时,形成的趋同性看法是,小说虽然写了两位人物,但重心还是那位待在路边的老人。在我前面引述的网上“说课稿”中,探究小说中的主体人物,也单单把老人纳入探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其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动物的念念不忘以及不再挪动身躯等描写,写出了这位老人的“善良、孤独、有爱心、厌恶战争和不畏惧死亡”等特征。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关于小说反战的主题。之所以在人物分析这一环节把“我”排斥在外,一方面是因为标题的明示,把读者的注意力指向了老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我”被作为交代故事和人物的功能性因子,处在了小说的边缘位置,读者顺着“我”的目光投向那位老人,却把注视者“我”撇在了一边。换言之,读者(也包括许多教师)只是在被动地看“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思考看到了“谁”,而由“谁”来看、怎么“看”,成为许多阅读者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即便有教师注意到了“我”,分析了“我”的作用,也只是把“我”的作用归结为表现老人的一个手段。
另外,附录于教材后面的“思考与实践”中,就这篇小说设计的思考题是:“《桥边的老人》中,法西斯的威胁近在咫尺,老人却还在挂念自己照看的小动物,表现出人性的光辉。试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描写老人的内心世界。”虽然这是从写作实践角度来加深理解文本的一种积极尝试,但因为引导读者把注意力聚焦于老人的内心世界,并阐发了这一关注的光辉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文本展示的人物关系有所忽视,使得对小说人物的理解显得静态化了。
不过,在近期的教学研讨中,不少教师也逐渐开始关注“我”在小说中的特殊位置,并且认为:
重点应该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作者选择的是第一人称。“我”是故事的叙述者,是对话的发起者,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
这当然正确,不过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仍留下了一些问题:
事实上,这里“我”的“劝离”和老人的“不动”构成了相当有意味的两极。呈现为士兵的“我要劝你走”和老人的“我知道你要劝我走,但是我要留下”的心灵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劝说老人离开。末段的“对他毫无办法”即表明了这一点;而在相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老人求生的欲望在慢慢减退甚至消散。但文章里展现出来的人物语言(对话),其实是表层的对话,这些文字背后的深沉东西,在小说的表面是看不到的,需要师生去作深入探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
这里的问题是,解析者虽然把两人的对话定位为表层的,其中有着小说表面看不到的背后的东西。但由于其一开始就把这种对话理解为一种动作与反动作的对等式两极,没有意识到先于读者的理解是由叙述者“我”对老人的一种主观式理解。这样,解读者提出的心灵对话,就难以在同一层面上来客观化,更难以让老人的心灵世界,所谓“我知道你要劝我走,但是我要留下”直接呈现到读者面前。据此,叙述者所说的“对他毫无办法”一句,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劝说的无效,而是在“我”劝说不果的同时,也有着对老人心灵世界无法体贴周到的无奈。
如果说“我”开始对老人有着误解的话,随着对话的深入,误解似乎慢慢得以消除时,“我”才发现,“我”与老人,是活在不同的心灵世界里的。“我”包括那位没出场的上尉,并没有理解老人,没有理解他所最珍爱的东西。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战争罪恶,是对生命的扼杀和财产的毁灭,但是其对人的心灵寄托的剥夺,却是常常被忽视的,也是更难加以拯救的。小说结尾写“我”的“毫无办法”、写“我”把关心老人的那些心思寄托在他个人的“幸运”上,这才是构成小说特殊意义之所在。而反战、人性的光辉之类的概括,是在更抽象层面上对许多这一类小说的概括,虽也算是符合题旨的概括,但尚不能充分揭示特定的这一篇小说的特殊意义。据此,网上广为流传的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认为这篇小说“仅由一幅画面、一段对话构成,以小见大地揭示出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性的善良。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渴望”等等(其他的概括也大同小异),并没有概括出从“我”的角度叙述的特殊意义,也没有揭示出“我”乃至我们大家对战争中人们心灵世界可能被毁的无可奈何。
注释:
①②贝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文载《海明威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323-324页。
③“《桥边的老人》说课稿”,转引自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学网。
④《语文选修·外国小说欣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⑤郑丽丹《充分重视学生的“学” 合理确定教学内容——<桥边的老人>磨课札记》,文载《语文学习》2010年第5
如同海明威的许多小说,《桥边的老人》这篇小说的主体部分,也由人物的对话构成。而对话的简洁,一直是海明威小说的特色之一,也是海明威“冰山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体现。对于这种简洁对话,英国作家贝茨曾把它跟此前的经典小说家作了比较,认为在老规矩的写作中,特别明显的是:
角色说的话要具备作家所强调的抑扬顿挫、风味、情绪、含意。于是:“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他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巴地讲”;“他夹进来说”;“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海明威却把这套老规矩一扫而光”,没有了这种种的插入语,“一切语调和情绪都隐含在”人物对话的直接描写中,从而达到的艺术效果是,“在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风外壳下,流动着极其深沉的节奏,宛如炽热的火山熔岩”。
不过,我们读《桥边的老人》时,稍稍感到惊讶的是,尽管这篇小说篇幅很短,但在“我”和老人刚开始对话时,被贝茨称为“老规矩”的外在于对话的那种语调和情绪上的强调或解释却触目尽是。比如,“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他对我解释”(而不是直接写“他说”);“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等等。直到后来,当两人的对话开始慢慢深入,才恢复了海明威惯用的人物对话直接呈现的简洁表述(仅仅有“我说”、“他说”的交代,或者连这样的交代也省略)。这样,我们不得不要问,为何作者在对话开始的描写时,一反常态,显得比较“累赘”。这样的“累赘”,我们该如何看待?
我认为,在人物对话描写中,没有对对话人的语气、含意等作过多解释,在人物的对话间留下一些意犹未尽的“空白”让读者自己来体会揣摩,固然是“冰山理论”的一种体现。但也不能把这种“空白”理解得过于机械。不写与省略,只是表现人物藏而不露的心理世界和作品深意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故意把某种东西写出来,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不写乃至不能写的一个边界,是通过已经写出的一种心理世界,与尚未写出的潜在心理世界进行对照的。《桥边的老人》中写两人开始对话时的一些插入式交代和解释,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些功能。
我们看到,所有围绕着对话的插入式交代,都是从叙述者“我”的立场出发,是从“我”的有限视角对老人开始说的话作出的一番解释,而老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受叙述视角的制约,其实是无从知晓的。正是这种藏而不露,使“我”与老人开始对话时的种种外在式解释,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
老人虽然与背后的撤退人群有所区别,但既然他曾经是撤退人群中的一分子,所以“我”对老人的理解,也只能是从撤退者的群体的常规中来理解。如同“我”问到老人家乡而老人微笑时,“我”理所当然会把这理解为对家乡的感情。不过老人的解释却是“那时我在看管动物”。这似乎是答非所问的一句话,既弄得‘哦”摸不着头脑,也使“我”此前自以为是的解释难免有误读之嫌。因为老人之所以微笑很可能是想到了照看的动物而不是“我”以为的“家乡”。所以如网上流行的说课稿认为的,“提到故乡便暂时忘记了眼前艰难凶险的处境并微笑了起来的这一细节,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爱他生活的家园”,其实是在越过“我”的主观视角而作出的不恰当的判断。而这一误读又引起了“我”进一步的心理活动和对老人的再次打量,其实还是“我”的误读的体现:“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这话的弦外之音是,“我”把老人说的“看管动物”理解为一种职业了。然后,从“我”眼中看到的一副钢丝边眼镜,似乎成了与他可能的牧羊者之类的职业极不协调的标志。这种误读,这种把看管动物理解为职业的功利式误读,为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定下了一种基调。
二、“我”的关心与分心
在围绕老人照看动物这一话题而深入展开对话时,虽然说明对话的情绪、语调等插入语被渐渐摒弃了,但是,另一种交代方式,那种与对话不直接关联的“我”的心理活动和对周边环境的观察描写,却不时插入对话中,使得“我”在说话时,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比如: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再比如: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驰下河边的斜坡。
这里,“我”的视野并没有专注于老人,战事的进展、撤退人员的动向,始终是“我”所关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情况是跟老人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但“我”没有专注于老人,也是事实。因为这里有“我”作为一个侦察兵的职责所在,也包括对自己个人安危的考虑等等。
与“我”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一样,老人也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只是被动地随着撤退的人流一起离开,而他的心思则全部在他照看的动物上,为这些动物的安危所担忧。
老人生命的安危,似乎应该成为“我”和老人自己共同关心的交集。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一表象下,两人的心理世界,显示出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我”对老人的误读时已经开始,也并不局限在“我”和老人之间。老人在转述一位上尉的话时说,“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但是老人却并不因为自己远离炮火就变得轻松:“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这样,老人越是远离炮火反而变得越发担忧。他的远离,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疲劳,也有心灵的折磨。理解了这一点,老人作为一个特写的人物镜头,出现在两次场景中,就有了各自对照的特殊意味。
第一次是开头一段,滚滚的撤退大军的背景中,老人坐着不动,似乎仅仅是一个身体意义上的疲乏者,在“我”的视角中,他既凸显于人流中,也是混同于撤退大军中的一员。这时候,“我”对老人的理解,并没有触及内心。 第二次,“我”丰富的心理活动从“我凝视着浮桥”开始,用我的心理活动作背景,把老人的形象再次勾勒出来,同时暗示了一个有待填补的心理意义上的空白,进而在带有错位式的心灵对话中,使读者逐渐建立起对人物形象和小说主题的基本解读。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三、人物和题旨的再解读
以往,教师解读《桥边的老人》这一小说文本时,形成的趋同性看法是,小说虽然写了两位人物,但重心还是那位待在路边的老人。在我前面引述的网上“说课稿”中,探究小说中的主体人物,也单单把老人纳入探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其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对动物的念念不忘以及不再挪动身躯等描写,写出了这位老人的“善良、孤独、有爱心、厌恶战争和不畏惧死亡”等特征。并由此概括出一个关于小说反战的主题。之所以在人物分析这一环节把“我”排斥在外,一方面是因为标题的明示,把读者的注意力指向了老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我”被作为交代故事和人物的功能性因子,处在了小说的边缘位置,读者顺着“我”的目光投向那位老人,却把注视者“我”撇在了一边。换言之,读者(也包括许多教师)只是在被动地看“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思考看到了“谁”,而由“谁”来看、怎么“看”,成为许多阅读者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即便有教师注意到了“我”,分析了“我”的作用,也只是把“我”的作用归结为表现老人的一个手段。
另外,附录于教材后面的“思考与实践”中,就这篇小说设计的思考题是:“《桥边的老人》中,法西斯的威胁近在咫尺,老人却还在挂念自己照看的小动物,表现出人性的光辉。试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描写老人的内心世界。”虽然这是从写作实践角度来加深理解文本的一种积极尝试,但因为引导读者把注意力聚焦于老人的内心世界,并阐发了这一关注的光辉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文本展示的人物关系有所忽视,使得对小说人物的理解显得静态化了。
不过,在近期的教学研讨中,不少教师也逐渐开始关注“我”在小说中的特殊位置,并且认为:
重点应该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作者选择的是第一人称。“我”是故事的叙述者,是对话的发起者,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
这当然正确,不过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仍留下了一些问题:
事实上,这里“我”的“劝离”和老人的“不动”构成了相当有意味的两极。呈现为士兵的“我要劝你走”和老人的“我知道你要劝我走,但是我要留下”的心灵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劝说老人离开。末段的“对他毫无办法”即表明了这一点;而在相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老人求生的欲望在慢慢减退甚至消散。但文章里展现出来的人物语言(对话),其实是表层的对话,这些文字背后的深沉东西,在小说的表面是看不到的,需要师生去作深入探究,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
这里的问题是,解析者虽然把两人的对话定位为表层的,其中有着小说表面看不到的背后的东西。但由于其一开始就把这种对话理解为一种动作与反动作的对等式两极,没有意识到先于读者的理解是由叙述者“我”对老人的一种主观式理解。这样,解读者提出的心灵对话,就难以在同一层面上来客观化,更难以让老人的心灵世界,所谓“我知道你要劝我走,但是我要留下”直接呈现到读者面前。据此,叙述者所说的“对他毫无办法”一句,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劝说的无效,而是在“我”劝说不果的同时,也有着对老人心灵世界无法体贴周到的无奈。
如果说“我”开始对老人有着误解的话,随着对话的深入,误解似乎慢慢得以消除时,“我”才发现,“我”与老人,是活在不同的心灵世界里的。“我”包括那位没出场的上尉,并没有理解老人,没有理解他所最珍爱的东西。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战争罪恶,是对生命的扼杀和财产的毁灭,但是其对人的心灵寄托的剥夺,却是常常被忽视的,也是更难加以拯救的。小说结尾写“我”的“毫无办法”、写“我”把关心老人的那些心思寄托在他个人的“幸运”上,这才是构成小说特殊意义之所在。而反战、人性的光辉之类的概括,是在更抽象层面上对许多这一类小说的概括,虽也算是符合题旨的概括,但尚不能充分揭示特定的这一篇小说的特殊意义。据此,网上广为流传的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概括,认为这篇小说“仅由一幅画面、一段对话构成,以小见大地揭示出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性的善良。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渴望”等等(其他的概括也大同小异),并没有概括出从“我”的角度叙述的特殊意义,也没有揭示出“我”乃至我们大家对战争中人们心灵世界可能被毁的无可奈何。
注释:
①②贝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文载《海明威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323-324页。
③“《桥边的老人》说课稿”,转引自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学网。
④《语文选修·外国小说欣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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