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199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它原因，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设备和资源利用不足，经济“过剩”。为刺激有效需求，启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剧增。但“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没有影响。中国自1996年5月以来曾先后8次降息，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第二，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争夺有限的资金。近年来，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存贷差额，商业银行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利润较低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第三，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购买力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来定。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具有扩张效应。

　　三、结论与建议

　　1.我国国债的挤出效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现阶段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的挤出效应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转型期，市场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对利率的反应还不十分敏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成熟，民间消费与投资的利率弹性将有所增强，并且，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也会相应加强，国债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将进一步削弱，而货币政策调控将发挥主导作用。

　　2.2005年中央决定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定适当减少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但仍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项目的投资建设有个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续投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部分行业、项目对国债资金依赖较大时候，“收油过猛”会对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第二，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确实有许多“短腿”的事情要做，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资源，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调控能力，有利于主动地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

　　3.在国债政策目标的确立上，必须转变片面强调确保年度经济增长思想，将重心放在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国债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但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在需求管理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国债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到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供给结构和提高供给质量及增加有效供给和增强经济竞争力上来。要通过国债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从低级状态向高级化状态转变，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有机协调；西部大开发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得以顺利实施o

　　4.国债投资的结构性调整思路可从四个方面考虑：（1）转化一部分。将一部分用于重大项目、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的国债投资逐步纳入财政预算内安排，通过增加基本建设支出，保证国家有关部门在重大项目上的干预力，使公共支出和建设职能得到发挥。（2）创新一部分。对仍要继续由国债安排的少部分投资，可在投融资方式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形式，如采用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运作，使这部分资金能通过商业化运作模式吸引更多的民间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其引导和拉动效果。（3）取消一部分。对已完工的国债项目和不再需要安排资金的项目，逐步取消相应的资金安排，减小国债投资规模。（4）合并一部分。将一些同样投资于教科文卫等公共事业支出项目的资金合并到预算内，纳入部门预算统一安排，减少多头管理、重复安排的现象。这样调整后，在提高国家财政预算完整性的同时，国债发行规模也会逐步降下来，通过恰当的利益调整和合理的预算程序逐步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