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界对中国近代外债资料的整理和外债史的研究已经花费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清代、北洋、国民政府几个时期的资料整理，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专著。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依靠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发展起来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原始积累形成的。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依靠外债。而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而形成的。此外，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宣布冻结中国在境外的资产；我国政府针锋相对，宣布没收英美在华资产，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外债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外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巨大的课题。本文拟对新中国外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乞就教于方家。

一、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向苏联举借的外债以及国内发行的公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有效利用了前苏联的贷款资金、技术设备和专家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迅速。1953—195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9．6％，农业生产年均增长4．8％。在生产总量、增长速度上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也是新中国头30年中建没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学者对此有过专门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至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逼我国提前还债，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宿世芳在回顾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及苏联撕毁合同的情景时说：“回顾过去，既使我们愉快地想到在5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友好时，两国贸易大发展的情形，也使我们痛心地想到苏联专家的突然撤退，使我国40个部门的250个企业和事业单位陷入瘫痪的状况。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这些部门的设计、设备的安装和生产，而且打乱了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没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利用外债建设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

但中国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外债，继而还清了国内公债，成为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虽然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资金，困难重重，但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民族还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经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挫折、延误，说明利用内外债是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因此，改革开放后，一定要吸收外国资金，用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借外债并不可怕，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考察外债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从外债的使用方向和外债的使用效益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举借的外债重点投向交通、能源、化工、冶炼、机电产业等，如1979—1991年间，我国外债总额近一半投向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用以缓解这些“瓶颈”行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借用外债投向社会经济急需的行业和部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利用借入的外债建成了上千个大中型项目，使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瓶颈”得到很大改善，并利用外债建设发展了一批农林、水利、饮水、卫生和教育科研项目，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改善了社会环境。

总之，我国利用外债外资投向经济急需的行业与部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为我国社会经济建没提供了资金，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有效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实现了飞跃，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8万亿元人民币，全社会金融资产近36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总资本流量则已超过30万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已跃升到第6位。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继续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的联系和区别

　　外债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产物，也是金融国际化的一种表现，最早产生于西方。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中国走上由无债、借债到依赖外债的道路，此后历届政府均向外借款。据粗略统汁，清政府举借了210项外债，总额相当于18亿银元；北洋政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约633项，债务总额达15．56亿银元；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85项，债务总额约28亿银元；新中国外债除20世纪50年代的债项与债额有统计外，新时期的外债尚无统一的统计数字。近代中国外债与新中国外债尽管举借的背景、目的不同，但是举借外债可以引进资本、技术、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则是一脉相承的。

外债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通过外债这种形式形成的。清末举借的208笔外债中，实业借款有85笔，债额达374 560965．7两，占清末外债总额的28．7％，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近四年的财政收入。其中铁路借款37笔(318 147 297两)，矿业借款26笔(36 050 927两)，电讯借款7笔(8 738 344两)，轮船招商局借款4笔(4 383 192两)，河工借款4笔(3 330 515两)，其他实业借款7笔(4 910 689两)。清政府主要用这些借款修铁路、开矿山、办电讯等。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化的大生产都与外债联系在一起。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外债中。实业借款和教育借款达4．5亿银元，约占总数的29％。实业借款虽也有被移做他用的，但绝大部分还是投入近代企业的创办与建设中。例如，1912—1927年，全国新增铁路4 264公里，除沪杭甬等少数铁路由股东集资或交通部拨款外，都是借外债修筑的；另外还借款兴建了电讯业、轮船航运业、航空业与金融业；一些大型的棉纺企业，如上海宝成厂、上海华丰纺织厂、天津裕大纱厂等，也都是靠借外债来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或维持生产的。国民政府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官办企业后，又举借了63笔实业外债，债额为3．7亿银元，占总额的8．23％。国民政府用这些外债款兴建了铁路、电讯、航空等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对敌伪产业的没收和处理，又扩大了官僚资本企业。国民政府时期，还把1／4的实业借款投向了金融事业，把创建于晚清、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金融支柱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参股、增股等形式加以控制；又创办了中央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简称“四行二局一库”。为加强对金融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还改组了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四明银行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统一管理全国金融，形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垄断的最高形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除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财产外，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官僚资本财产全部被人民政府没收，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运用国内资金发展经济外，又通过举借外债发展了社会化大生产。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正是在引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一层面上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外债与近代中国外债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或者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情的变化。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政治上受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封建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一定发展的社会。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从1840年入侵中国后，逐步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借款给中国，成为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了高利贷式的掠夺，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也被抵押殆尽，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丧失国家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近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