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隐性化的债务比显性化的债务更容易失控，债务风险也更大。当客观上存 在可以通过债务融资以满足地方资本性公共品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一味地禁止地方政府 以筹资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公债形式合法筹资，只能导致地方政府从其他更糟糕的渠道 来获取所需资金，包括可能引发官民矛盾的强制性税费。因此，从法律上明确我国地方 政府的举债权，创立地方公债制度，不仅是完善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而且是 通过地方公债这一制度创新，变“堵”为“疏”，把隐性化的债务还原为显性化的债务 ，使之处于有效的监控制度之下，从而达到规范现有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治理“三乱” ，并进而增强中央政府调控能力的重要举措。

　　应当看到，当社会上存在制度创新条件时，人为地阻止这种制度创新，其结果很可能 是适得其反。然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创新又都是风险与受益的并存，即便从国际上看， 地方公债制度虽然在许多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因地方公债 过滥发行而导致的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债务危机也是存在的。不过，既然我们不可 能“因噎废食”，那么，只要能够将风险控制在制度体系所能够接受的水平上，由制度 创新所带来的好处就可以被我们所充分享受。因此，我们认为，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 ，不仅不必然引发地方政府债务的过度膨胀，而且是避免其债务膨胀的有效控制手段之 一，适时地赋予地方政府合法的举债权，应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