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债政策的作用对象从单纯的周期性问题——由需求决定的短期GNP波动，变为经济增长问题和制度性问题时，即变为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相对较长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问题时，国债使用方向不仅可以通过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影响赤字的合理性，而且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变消费预期刺激消费等，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影响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运行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非自愿失业大量存在，且降低利率也不能带来私人部门投资有效增长、全社会投资额小于全社会储蓄额的情况下，增发国债并将国债用于政府的建设性投资支出，可以从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方面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仍以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充分就业水平为前提，在现有财力难以满足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需要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增发国债用于满足科技、教育、人才培训、文化等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出，用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防灾体系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和防沙治沙工程建设等，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对改善和稳定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减少城乡居民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稳定和提高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重要意义。因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提高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布坎南指出：“只要出现了实际的经济增长，债务的限额和财政上挥霍的时间也会增加和延长。债务虽然达到限额，经济进一步的实际增长，能在一定时间内逐渐减轻偿还现有债务本息的负担”。因此，正确的国债使用方向将增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如何判定国债使用方向对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影响

　　因为国债使用方向从自身收益状况和影响经济增长两方面作用于国债可持续性，所以可以分别从国债项目的自身收益状况、国债投资方向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研究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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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债投资是公共投资的范畴，它只是在资金来源上区别于一般公共投资。因此，关于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的研究类似于对一般公共支出生产性的研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公共支出的生产性研究包括公共支出涉及的所有领域，公共投资只是其研究的一个方面。公共支出生产性研究的关键概念是非生产性公共支出（unproductivepublic expenditure），非生产性公共支出（B）指的是：实际发生的公共支出［C（χ）］与资本收益最佳状况下产生同样社会效益的公共支出［EC（χ）］之间的差额，即：B＝C（χ）－EC（χ）

　　非生产性公共支出也可理解为：在保证社会总收益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公共支出结构所可能实现的开支减少。

　　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减少的结果是提高了公共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有效性的表现之一是：一个国家可以在保证必要的公共项目供给的同时，通过减少或消除非生产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及公共部门的非盈利取向，使得非生产性支出不一定是可测量的。另外，由于不同公共支出项目的生产性存在差异，很难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生产性比较，即无法在公共支出计划中进行生产性项目（productiveprograms）和非生产性项目（unproductiveprograms）的划分，如大江大河治理项目和国家大剧院项目之间的生产性比较就十分困难。尽管在使用非生产性概念时会遇到一定的限制，但非生产性概念的引入，为判断和改进公共支出政策，以及分析与政策紧密相关的公共支出计划合理性提供了基础。

　　参照公共支出生产性研究的做法，我们认为国债项目自身收益状况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对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既应该也能够对国债投资的主要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有时候，经济政策制定者甚至不需要进行复杂的研究，就可以从一些明显的现象——如大量闲置的基础设施等——认识到项目的低效率。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确定国债投资项目的效益状况，并进而确定其可能对未来财政预算状况的影响。（2）在进行财务分析的同时，对国债项目进行经济分析。由于公共支出的非盈利性取向，使得仅进行财务分析难以全面反映项目实施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有些公共投资项目可能未直接带来产出的增加，而是带来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结果是以影子价格计算的产出的增加。（3）不仅对国债投资项目进行财务和经济分析，而且要将某一类项目的投资结果与相关部门的发展现状相联系，以免在同一部门内部出现互相矛盾的情况。如在高等教育投资增长的同时，适龄学童辍学率却在上升，出现这种矛盾局面只能说明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选错了方向，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4）机会成本分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部门投资的增加，必然造成其他部门可能获得的投资的减少。清晰的机会成本判定能更加深刻地反映国债投资项目的真实效益状况。

　　（二）国债投资方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我国的情况看，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国债政策的首选目标。国债政策能否实现其目标，既取决于国债发行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总供给的影响（我们知道，除了资本存量、劳动力和技术，价格调整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预期是决定总供给的另外一种因素），也取决于国债的投资方向，即国债投资能否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国债投资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暂不研究国债发行、通货膨胀预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国债投资方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类似于公共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恰当的公共投资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在短期，通过公共投资能有效改变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和有技术的人力资源短缺所产生的瓶颈制约，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但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国债使用方向与国债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因此仅有上述结论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是恰当的长期国债投资方向？在确定投资方向后，长期国债投资将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影响经济增长？转贴于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研究人员一直重视对财政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研究。Arrow和Kurz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较大，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中，消费者不仅从个人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公共资本品的供给中获得效用；生产者则从公共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中受益。Arrow和Kurz假定政府的所有投资都是具有生产力的。尽管如此，他们的模型仍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即公共支出仅影响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economy‘s transitionalgrowthrate），而不会造成稳态经济增长速度（steady——stategrowthrate）的变化。另外，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也建立了一些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长期增长速度关系的模型，其中Barro的模型具有代表性，该模型将政府支出视为私人生产的补充。在这个意义上，Barro和Arrow、Kurz一样，都假定政府支出是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

　　在建立理论模型的同时，经济学家（Landau，Aschane等）还从经验数据入手，探讨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不同经济学家分别进行的，关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未能获得一致性的结论。基于时间序列的研究，有的发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公共支出占GDP的份额上升；而另外的却发现公共开支的规模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基于国别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公共开支的变动无关，但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促进其经济发展。

尽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