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企业所得税方面。在两税未能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先在税率上统一起来，究竟采用哪档税率，可参照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标准，制定在25%-29%之间；其次，要规范两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减少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寻租行为，为企业公开纳税创造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空间；第三，要加快费改税工程的工作，对一切强加于企业头上的不合理收费，可以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拒付的权力。

　　2.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其实质是政府敛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促成投资激励和科技进步，尤其是对于那些固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而言，长期得不到资金来更换设备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些人担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政府收入会损失一块，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更认为，增值税转型之后，客观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经济活动量也会因此而成倍增长，这样一来流转税类中其他税种收入的自然增长会弥补转型后财政收入损失中的一块，二来也可以通过公司（企业）所得税补回一块。更为重要的是，增值税转型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经济活动量，也更符合国际惯例。如此看来，增值税的转型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行性，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其它税种的调整。对于因宏观经济形势而开征的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税种，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及时、有计划地将土增值税及其个别税种停征。同时，对于在地方税体系中存在内、外两套征收方法的税种，要尽快统一标准，公平税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坚决予以停征，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聚集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更重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和对经济活动量增长的贡献大小。

　　（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加强项目监管

　　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普遍反映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工程项目重复建设，资金浪费非常严重。对于利用国际组织贷款来发展的一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府只管投资而忽视效益。形成极大的资金“漏斗区”，不仅项目本身不能盈利，无法安排资金还贷，甚至还要求国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这种支出增长根本不可能发挥其乘数效应，其结果往往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在今后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财政支出还要加大投资力度，但其重心一定要放在效益和监管上。在立法可能的前提下，明晰政府的具体职责，突出其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而淡化其投资者的角色，同时，要加快预算管理，一改过去支出随意性特点，使预算（预算草案）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三）税式支出应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也已到了末期，我们可以在清理和整理的过程中结合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们足够的政策支持。我国中小型企业在资本市场无力筹集它们想要的资金，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愿给它们提供贷款，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面临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其发展一要靠自身积累，二要靠政府支持。税式支出是提高中小型企业自身积累率的重要政策。中小型企业，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一个消费者，它发展的优劣状态，直接影响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与经济增长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四）投资重点应放在农村、教育和环保方面

　　从现实情况上看，经过前几年大规模的投资，我国经济基础设施已有较大改观，同时结合上述第二点分析，有些项目支出效益不佳缺乏还贷能力，客观上造成了政府在选择项目时过于谨慎，不敢放贷，那么在此时，把资金统一于中央财政，把它作为预算资金，重点向农村、教育、环保等领域投资。尤其是向农村投资，如果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设施条件，巨大的需求将会释放出来，形成排浪式消费高潮。

　　文章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应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政府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应充分论证其可行性，将它们间的相互抵消效应降至最低点，使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真正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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