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疑为九二之误），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汉书·律历志》）[1]

这是以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族为人统，并配以乾坤两卦象，加以解说，以此说明律管的长度。其以十一月配乾之初九，六月配坤之初六，正月配乾之九三（九二），也是卦气说的一种形式。按此说法，其十二月的具体配合是：乾初九为十一月，九二为正月，九三为三月，九四为五月，九五为七月，上九为九月；坤之初六为六月，六二为八月，六三为十月，六四为十二月，六五为二月，上六为四月。之所以如此相配，是因为乾卦纯阳，配以奇数月；坤卦纯阴，配以偶数月。此种说法，后来被郑玄发展为爻辰说。其注《周礼·大师》“六律六吕”，以十二律配乾坤十二爻，即完全取法于刘歆此说。此种说法，乃卦气说和律历相结合的产物。就其理论思维说，同样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和循环解释一年四时变化，所以说：“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1]这是对卦气说的进一步发展。

　　刘氏还吸取《易纬》的八卦方位说，将四正卦配入时间和方位，并配以五行，说明一年四时阴阳二气的运行和节气的变化。其《五行志论》说：

　　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奥，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1]

春与秋，指春分和秋分，此时白天与黑夜长短相当，故云“日夜分，寒暑平”。冬夏，指冬至和夏至，此时白昼与黑夜的长短正好颠倒，故曰“日夜相反，寒暑殊绝”。这是认为，震处在东方，于时为春，与木相配合；兑处在西方，于时为秋，与金相配合；离处在南方，于时为夏，与火相配合；坎处在北方，于时为冬，与水相配合。四时的推移，节气的交替，气候的变化，万事万物的变异，也就在其中了。这样，便构成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间架的世界图式，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又将卦气说进一步哲理化了。

六 河图洛书说

　　在易学史上，刘歆还第一次将河图与八卦、洛书与《洪范》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河图八卦”说。据《汉书·五行志》记载：

　　刘歆以为宓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此武王问《洛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洛书》之意也。[1]

《五行志》又说：自“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

　　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灿然著矣。[1]

这是认为，伏羲仿效《河图》而画八卦，禹取法《洛书》而陈《洪范》；《洪范》自“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乃《洛书》本文；《周易》与《洪范》相须而备，互为补充，是讲天人之道的重要著作。

　　刘歆此说，在易学史上有重要意义。河图、洛书是一种古老的传说，始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尚书·顾命》篇：“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６]汉代经师郑玄注说：“图出于河，帝王之所受。一有洛书二字。”据此，汉代人所见的《尚书》，于“河图”之下，有“洛书”二字。但对河图、洛书的解释，向来众说纷纭。一是以河图、洛书为帝王受命的象征，如郑玄所说。一是以河图为玉器之有纹者，如元朝的俞琰。一是以河洛为古代的地形图或地理志，如宋代薛季宣和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此外，还有一说，认为河洛乃简册书籍之类，如汉代的纬书和郑玄。郑玄注《易传》“河出图，洛出书”所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大概是古代帝王传受王位的宝物。这与《墨子·非攻下》所说：“赤鸟衔珪，降周之歧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 [７]《管子·小匡》所说：“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有见者，是曰受命脉，无乃失之乎？”[８]认为河洛是圣王受命时所出现的祥瑞现象，也是一致的。由此看来，上古时代的河图、洛书，同《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

　　将河图、洛书同《周易》联系起来，开始于《易传·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２]但《系辞》并未说明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也没有明言圣人则之作什么。据清人毛奇龄解释，这是讲圣人根据龟蓍，凭借天地变化，天时气象，河洛祥瑞，都可以告示吉凶。也就是说，《易传》并没有说明河图、洛书与《周易》的具体关系究竟是什么。

　　直至西汉晚期，刘歆才第一次以八卦解释河图，以《洪范》解释洛书，明确地提出了“河图八卦”说。这就为后人探讨《周易》的本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由于刘氏并没有说明河图究竟是何种模样，更没有提供其说的史料依据，又给易学中的河图洛书说增添了许多麻烦。后世言河洛者多采此说。至北宋初的象数之学，为了探讨河图洛书同《周易》的关系，又将天地之数与河洛联系起来，并为河图洛书制定了各种图式，用来说明《周易》的原理，从而形成了易学中的图书学派。总之，刘向、刘歆父子虽然没有留下完整的易学著作，但他们所提出的许多易学观点，都相当深刻而精湛，极具启发意义，对古代易学及其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是值得认真发掘、整理与研究的一份重要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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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Μ].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Μ].济南：齐鲁书社，1979.

　　[3] 刘向.说苑[Μ].四库全书[Ζ].文渊阁本.

　　[4] 司马迁.史记[Μ].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Μ].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

　　[6] 孔颖达.尚书正义[Μ].十三经注疏[Ζ].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墨翟.墨子[Μ].二十二子[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 郭沫若，等.管子集校[Μ].郭沫若全集[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