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评述诸子之学，也以《周易》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评论道家说：道家“历记成败存亡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1] 。这是认为，道家的特点在于讲人君的统治方法，其主旨为君道无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并以为这符合于《周易》所讲的谦谦之道。他们评论法家说：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同上）。法家信赏必罚，与《周易》所讲的先王修明刑罚，整饬法律相一致，此乃法家的优长。但又认为，法家以法治辅助礼制，这与司马迁所说的“一断于法”，是有区别的。其评述兵家则引“《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得，以威天下”，以为说。其评述天文者则引“《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以为说。评述蓍龟者则引“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1] ，以为说。评杂占者则引“《易》曰：占事知来”（同上），以为说。如此等等。

　　值得称道的是，刘氏还依据《易传》“殊途同归”的观念，提出了“诸子十家相反相成”说。其《诸子略》说：诸子十家，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1]

这是引证《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说明诸子之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反而皆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可以补《六经》之不足。并主张“舍短取长”，表现了一种对待学术的科学态度。

　　更有甚者，刘向多次上疏，皆随处引用《易》书文句，用来论述社会人事的得失成败。其谏“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太奢”说：“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事非分明……”［1］这是用《周易》“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劝导君王原始察终，是非分明，不可奢华，乱起墓陵。论薄葬则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这是以《周易》的学说，规劝成帝效法古圣贤之制，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其论“用贤人而行善政”则说：“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这是用否泰两卦之义，劝谏元帝信贤任能，要“坚固而不移”。又说：“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这又是以《周易》文义论述帝王信任贤臣，则群贤毕至。如此，就可以固太平之基，兴万世之利也。刘向更为成帝献策，“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并用《周易》学说提出了保证这一策略顺利实现的具体措施：“《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意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汉书·本传》）[1]

　　刘向在其著作《说苑》中，也多以《周易》学说立论，讲述社会政治生活的道理。其论人君之动不可不慎的道理说：“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君道》）其论兵武军事说：“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指武》）又论质与文说：“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专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恶，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以泰山终不享季氏之旅。《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反质》）[３]。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刘氏父子看来，《周易》乃其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周易》学说是其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

三 人更三圣说

　　关于《周易》经传的作者，刘氏父子于《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说，在易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1]

此段文字叙述了易学从产生到西汉后期发展的历史，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提出“人更三对，世历三古”说，认为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作上下篇，孔子作《易传》十篇以解经。其二，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所以秦始皇焚书，不毁《周易》，而传者不绝。其三，认为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后来分化为两大传授系统，即官方易学与民间易学系统，并分别表现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特征。

　　刘氏此说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人更三圣”说是对历史上各种说的概括与总结。战国时期成书的《易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２]疑《周易》作于殷、周之际，但尚未确言为何人所作。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方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以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周文王推演为六十四卦，并作了卦爻辞。其《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４]刘氏父子加以概括，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说，遂成为后儒有关《周易》作者的基本认识，影响深远。近代以来，随着新史学的兴起，此种说法，逐渐被人们所否定。但“人更三圣”说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即认为《周易》经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陆续形成的著作，认为卦爻辞的形成同周王朝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于探讨《周易》的形成和发展，将《周易》经传放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加以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关于《周易》传授的说法，也大致符合汉代易学发展的情况。据《史记·儒林传》和《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传《易》于鲁人商瞿，经六世传于齐人田何，汉兴，田何又传于杨何。《汉书·儒林传》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1]又说，丁宽授《易》于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其中，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又影响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