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向、刘歆是汉代著名学者，对《周易》颇有研究。其易说保存在《汉书》的《艺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和刘向《说苑》中。本文据此对刘氏父子的易说作了初步探讨，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原”、“人更三圣”说、“太极元气”说、“河图洛书”说，在易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一份值得发掘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五经之原；人更三圣；太极元气；河图八卦

　

LIU Xiang and LIU Xin’s thought on Yi

Abstract: Well versed in Zhouyi，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were famous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Their thought on Yi preserved in the Bibliography of Music & Calendar， and Five-Element in the History of Han， as well as Shuo Yuan. Basing upon these records，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ir thought of Yi， raising that their sayings of that “the Yi is the top of the Five Classics”， “the Yi was composed through three sages”， the saying of “the primordial Qi of Taiji”， and that of “Hetu & Luoshu”，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and exert profound influences， a cultural source worthy to be explored.

Key words: the top of the Five Classics; three sages; the primordial Qi of Taiji， Hetu and eight trigrams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古典文献专家和历史学家。其《七略》，尤其是其中的《诸子略》，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汉书·本传》记载，汉宣帝时，刘向曾“讲论《五经》于石渠”；汉成帝时，刘向奉皇命校勘皇家馆藏经书，“领校中《五经》秘书”。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哀帝时，“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本传》又说，“歆及向始皆治《易》”[1]，可惜没有专门的解《易》著述流传于世。但刘向所著《洪范五行传论》、《说苑》，刘歆《七略》、《三统历谱》及《本传》所引奏章中，却有大量关于《周易》的论述。除《说苑》外，其它著作已佚，其大略保存在班固所著《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和《律历志》中。据此，我们可以窥见刘氏父子丰富的易学思想。

一 《易》为五经之原

　　刘氏父子特别推崇《易经》。他们不仅将《易经》列为群经之首，而且在《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易》为五经之原”的观点。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1]

这里，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因为《周易》能够与天地共长久。

　　《周易》何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刘氏父子看来，《周易》是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书。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1]这是说，《周易》的阴阳学说是讲天人之道的根本道理的学问。其《三统历谱》也特别强调：“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1]

　　正因为如此，刘氏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经常引用《周易》经传，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以说明其学说的来源或特征。仅以《七略》而言，其《六艺略》和《诸子略》就引证了八条，其余引证了五条。如其评述书学则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1]这是认为，《书经》起源很远，是圣人仿效洛书而作的，到孔子加以整理编撰，成为百篇，并为之作序，说明整理《书经》的目的。至汉代，其书亡佚，仅存二十九篇。

　　其评述礼学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1] 这是引《易传·序卦》文，说明《礼经》的起源，认为古代帝王各代都有所增减损益，至周代制定了《周礼》三百，《仪礼》三千。三百，三千，乃举其成数而言。

　　其评述乐学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 [1]这是以《豫卦·象传》文解释《乐》的起源，认为先王观察豫卦“雷出地奋”之象，从而创作了音乐，用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进之上帝，献给祖考。自轩辕黄帝至夏、商、周三代，各有其乐，它对移风易俗，改善社会环境，有着巨大的作用。

　　其《三统历谱》解说《春秋》经说：“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1]这是以《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段话，解说《春秋》经，并用来说明其《三统历》的理论根据。中国古代历法，以夜半为一天的开始，以朔旦为一月的开始，以冬至为一年的开始。以甲子日为推算年代的开始。尤其重视历元。所谓历元，就是用朔旦、冬至恰好是甲子日的夜半的那个时刻，作为推算历法的开始。依据《三统历》的纪年法，十九年为一章，八十一章为一统，三统为一元。一元之始当甲子日夜半朔旦、冬至，此即“易有太极”。春秋二季，代表阴阳二气，春为阳中，秋为阴中，用来表示岁，此为“两仪”。《春秋》书“春王正月”，乃体现《周易》的“三极之道”。《春秋》于四时一定书其月份，此即《易》之“四象”。“分至启闭”，指二分二至与四立八个节气，此乃《周易》“八卦之位”。《春秋》中的事功成败，体现《周易》的“吉凶”之效，而朝聘会盟则体现《周易》所说的“大业”之本。《易》与《春秋》如此一致，都是讲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刘氏父子推崇《周易》和《春秋》经，而以《易》为最高，反映了他们的经学观。其以《易》为五经之原，列于群经之首，充分说明汉代易学已经发展到非常显著的地位。此种易学观的提出，标志着《周易》所提出的世界观，所阐发的理论思维，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之中，从而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二《易》为立论之本

　　刘氏父子还将《周易》视为立论言说的理论基础，探讨天地间一切物事变化规律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刘歆依《太初历》作《三统历》，即以《周易》为其理论根据。三统之一元，即《周易》之太极；一岁之阴阳即《周易》之两仪；一年之四时，即《易》四象；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节气，即《易》之八卦。其论月法、闰法说：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1]

这是以《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再扐而后挂”，为月法的依据；以“天地之数”章及天之终数九，地之终数十说明闰法的根据。其中还以“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2]以及“乾之策”、“坤之策”说明章、会、统、元之数。更以“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明黄钟、林钟、太族等律吕之数的根据。这些说法，都有近于牵强附会，但它充分表明，刘歆解说《三统历》及钟律，是以《周易》为其理论基础的。

其评述诸子之学，也以《周易》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评论道家说：道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