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的平民色彩也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儒家初创时只注重游说人主。对普通民众虽同情而不太接近，甚至表现出某种轻视。汉代前期的儒者陆贾、贾谊等仍是如此。汉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从精神上确立自己的统治，需要关注百姓的精神生活，有意识表彰民众中道德表现突出者。儒家要想走出书斋大规模用世，也不能不与基层百姓生活相联系。汉武帝时，儒者兒宽深入基层，能用儒道与百姓生活相结合，成效颇为可观。史载“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汉书·兒宽传》）兒宽习《尚书》，能领会儒道精神，化为操作能力，解决具体问题，使儒道于治内深入百姓，既受百姓拥戴，又得人主首肯。其可示于诸儒者乃是将抽象的儒道与民众具体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儒道的广泛推行需要大量兒宽。而大量兒宽的出现有赖于儒生们学风的转变。董仲舒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者。董仲舒学术的特点是形上与形下有机结合。首先，形上不脱离形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在儒家诸经中《春秋》是史，本身就有寓事明道之特征。董仲舒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书》著功，故长于事”（《春秋繁露·玉杯》）治人属微观角度，治事属宏观角度，董仲舒两者都讲。但儒家原来就讲宏观，董氏能重视微观更显可贵。董氏民间决狱，就在民间鸡吵鹅斗的细事中谈《春秋》大义。《太平御览》卷之六百四十载：“董仲舒决狱曰：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议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又曰：“甲夫乙将舡，会海盛风，舡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当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刺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衍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关于董仲舒决狱，《汉书·艺文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隋书·经籍志》列其《春秋决事》十卷。今皆亡佚。董氏不是脱离百姓生活的空谈家，而是关注实际、处理具体问题的实干家，故能将春秋大义寓于民间纠纷的处理中。其次，形下隐含形上。董仲舒将儒道运用于具体事物的同时，又从具体事物中提取出《春秋》大义。种不种麦本属农民技术和生产经营问题，董仲舒将其提到《春秋》之义的高度。他上书说：“《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汉书·食货志上》）元光元年二月，京师雨雹。董仲舒答鲍敝雨雹之理认为，雹生于阴阳之气不调。“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董子全书·雨雹对》）雹隐含阴阳之道，阴阳协调与否牵乎人主政治。董仲舒这里不免陷入牵强附会，以至以附会辽东高园雷击之事而被加罪。但其形下之事与形上之道结合的思路表明，大思想家也重视儒学走入百姓日常生活。还有，焦延寿的老师孟喜的卦气说中与各卦相附会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焦延寿的学生京房的纳甲、纳支说中与各卦相附会的天干地支更与百姓农业生活紧密相关。这些说明，推动儒学进入民间的有许多人，焦延寿是其中一分子。但仍须注意，比起兒宽、董仲舒、孟喜、京房，焦氏的平民色彩最浓。《汉书》中无单列焦延寿传记，或许因为焦氏只沉在基层，是普通民众中一分子，故未能引起只关注上层事变的史家的重视。《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说：“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刘向以焦延寿的学说为隐士之说。隐士当然是隐于平民中。元代马端临甚至认为，“焦氏《易》固无所本，说焦《易》出孟氏固谬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十六》）所谓“固无所本”更说明焦氏《易》是民间野生的。

参考文献

[1] 方尔加.论董仲舒神学迷信的宗教学意义[J].北京社会科学，19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