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治术上，汉前期统治者表面“无为”实为有为。有为为主，“无为”为辅。而作者儒主道辅的诸子倾向就包含着有为为主无为为辅，与汉前期统治者的治术特征一致。汉前期陆贾说：“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弹五絃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然天下治。”（《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新语·至德》）汉中期《盐铁论》中持儒家主张的“文学”也一再称引老子之言。“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盐铁论·本议第一》）“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盐铁论·周秦第五十七》）当然，作者所引道家与上面儒者所引仍有差别。作者较多引用庄子，有些话虽非直接出自庄子，但意境相似。如：“北辰紫宫，衣冠立中；含和建德，常受天福。”（《坤之观》）“太乙驾骝，从天上来；征君叔季，封为鲁侯；无有凶忧。”（《需之比》）“天宫列宿，五神所舍；宫阙坚固，君安其居。”（《师之困》）这些包含着天上世界的语言与《庄子》中“神人”“真人”驰游的天际同趣。作者使用这些语言一方面是对秦汉时期流行的神仙方术的反映；另一方面可刺激生活单调的农民的好奇心，有助于吸引他们接受自己的思想。

　　第二，作者对社会发展变化的态度十分积极，认为发展变化是前进、新生，这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西汉前、中期，统治者颇有生气，多有创新、不惧言变。元朔元年十二月，汉武帝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汉书·武帝纪第六》）元朔六年六月，诏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 （《汉书·武帝纪第六》）武帝时的大臣兒宽等人说：“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汉书·律历志第一上》）司马迁说：“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汉书·食货志第四上》）董仲舒说：“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书·礼乐志第二》）在《盐铁论》中，反对盐铁专营和酒榷的“文学”们也说：“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盐铁论·忧边第十二》）西汉后期和东汉，社会危机四伏，统治者希望社会稳定不变，不愿也不敢再言变。他们虽表现的是对自然界变异的恐惧，但那是因为自然界的变异是对人间之变的感应。黄龙四年夏四月，汉元帝诏：“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汉书·元帝纪第九》）《汉书·平帝纪第十二》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两种“变”的含义虽然不同，但后者的惧变心理显而易见。这一惧变心理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发展要求打破原有体制，影响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建始四年六月，汉成帝诏：“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不得逾制，……”（《汉书·成帝纪第十》）“不得逾制”就是不得影响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与其相反，《焦氏易林》的意境是流动与生机。“谷风布气，万物出生，明庶长养，华叶茂盛。”（《坤之乾》）运动就得有死亡，“朽根倒树，花叶落去，卒逢火炎，随风偃仆。”（《屯之坎》）但是，死亡并不可惧，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新生。“炎绝续光，光灭复明，简易理得，仍成乾功。” （《屯之咸》）这一哲理表现在社会领域，“火灭复息，君明其德，仁人可遇，身受利禄。” （《需之乾》）作者反映了汉前、中期人们生机饱满的精神状态。

　　第三，对于社会氛围的关注。社会氛围属精神层次问题。中国统一以后，最高统治者在政治、军事和财富的占有上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然而精神层次的尊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时的尊君者多停留在物质和制度层次；君的尊贵只停留在物质上享用最厚，制度上权力最大；尊君者也多是贪于利禄，畏于刑罚。从内心道德信念出发尊君者只是少数儒者。天下统一后，专制君主急需天下人精神上的认同。秦末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上至豪贵下至细民莫不响应，因为秦统治未得人们精神上认同。吕后家族之乱，无兵权的周勃能夺得北军及其它部队制权，因为士兵们精神上认同刘氏。吴楚七国之乱迅速瓦解也因为天下人精神上多认同中央不认同叛军。故天下统一后，统治者有意无意地开始关注广大人的信念问题，渴求精神上受尊。刘邦打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投降，还军霸上，安抚秦民：“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秦法苛在哪？笔者以为，不仅在烦细，更在于有思想罪。“诽谤”、“偶语”最能表现内心所趋。秦始皇设防设到民众内心说明专制君主已不满足于因人好利恶害之心而用之，更希望精神上对自己的认同。秦始皇巡视、刻石纪功、祭泰山均出于此意。刘邦曾险为项羽部将丁公所擒，在刘邦乞求下丁公放他一马。后刘邦称帝，丁公前来谒见，刘邦不但不报恩，反而斩杀，理由是“丁公为项王不忠，使项王失天下”（《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这是精神尊君所需。为追求精神尊君，刘邦屡屡造神神化自己。说他是龙的儿子；其斩白蛇乃是以赤帝子杀白帝子；他所到之处天空云呈五彩。刘邦还公开把自己升入天帝行列。《史记》载：刘邦东击项羽返回关中时曾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刘邦说：“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答者不知。刘邦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代表自己的“黑帝祠，命曰北畤”（《史记·封禅书》）。

　　在精神上受尊还必须创造祥和的氛围，俾人际之间心灵沟通，心情舒畅。汉初陆贾说：“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新语·明诚第十一》）“气”范畴可以表达物质，但其无形无象之特点也可用来表达精神，如孟子讲的“浩然之气”。陆贾所云“恶政”产生的“恶气”可理解为精神上的不良氛围。汉武帝时公孙弘也用“气”表达精神氛围。他在对汉武帝策问时说：“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心”是精神，“气”是精神交流而产生的氛围。（《汉书·公孙弘传》）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董仲书传》）更直接表达出对精神上创造和谐氛围的关注。《焦氏易林》的作者也洞察到社会营造和谐氛围之重要。他说：“万物和生，蜇虫振起。益爵增富，日受其喜。”（《解之困》）“和气所生，物皆不朽。圣贤居位，国无凶咎。”（《解之井》）“春草萌生，万物敷荣。阴阳和畅，国荣无忧。”（《解之涣》）作者没有直接用精神一类的字眼，但“和生”、“喜”、“和气”、“和畅”之类的字眼无疑是在表达精神层次的问题。

三、《焦氏易林》一书的风格

　　《焦氏易林》有其独特的卦构和写作风格。笔者以为，这也与汉前、中期儒家发展的某些趋向相吻合。这表现在：

第一，《焦氏易林》的卦构复杂的程度超过以往。笔者曾在西安半坡遗址亲眼看到原始人带的一个簪子。约两公分宽三公分多长，上有六个由阴阳爻组成的卦围成一圈。这些卦有的由三爻组成，有的由两爻组成，有一个是一爻。这说明六十四卦之前不仅出现过八卦，还可能出现过六卦、四卦、甚至两卦。每一卦在六爻三爻之前很可能有过两爻一爻。可见，六十四卦有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到繁漫长的衍生过程。为什么？仅仅使用阴阳两端，对生活简单的原始人还可以，但随着人类生活日益丰富、交往日益频繁与扩大、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两端俞益不足以应对。于是两爻变三爻，三爻变六爻，两卦变四卦，四卦变八卦，然后是六十四卦。每一卦内又有“比、”“应”、“承”“乘”“六位”、“当位”、“不当位”、“变爻”、“不变爻”、“互体”等等。此外，八卦所代表的事物越来越多。在先秦，除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外还有动物马、牛、龙、鸡、豕、雉、狗、羊，身体的部位首、腹、足、股、耳、目、手、口。在具体解释事物时还可根据需要用八卦与方位、景物、兵器、农具、日用品、人的禀性等等相附会。到了汉代，社会生活更加丰富，需要附会的东西更多。六十四卦也不够用，于是焦延寿的老师孟喜将《周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