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确知的最早的《易》文本，是马王堆出土的帛《易》，多数学者认为是战国年间的文本。战国以前的《易》文本情况怎样，目前还是不清楚的。《左传》和《国语》共记载筮案二十二例二十七条，卦象和卦爻辞出现五十一处，涉卦三十一种，考察这些筮案能对春秋时期《易》文本的情况，作具体地把握。

一、春秋《易》文本的结构

　　以《左》《国》筮案为对象，与传世本《周易》相对照，并参考马王堆帛《易》和其他资料①，可以发现春秋《易》文本具有以下结构特征：
　　　　1．春秋《易》文本的整体已是六十四卦
　　卦，是已知的各种《易》文本的结构单位。《左》《国》中各卦的卦象符合，一律是“—／--”符号的六联体。这种情况表明，各筮案所用之《易》文本，其卦象皆为一卦六爻的形式，由此而内在地规定了春秋《易》文本必已是六十四卦整体。因为，二元符号的六体排列，总有且只有六十四种排列形式，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春秋《易》文本采取“—／--”六联体的卦象表达形式，只有在六十四种排列已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如干支计时只有在干支整体得到确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样。因而春秋《易》文本必然是由六十四个卦单位组成的整体。
　　筮案也广泛地运用了八卦取象的解卦方法。即以两个“—／--”三联体相重为一个卦象的“—／--”六联体，对《易》文本的卦象进行解释。这种方法的运用，也必以六十四卦的存在为前提。否则，八卦相重的复合解释，立即会则到障碍。它从另一角度内在地证明，筮案所据《易》文本已是六十四卦的整体。
　　近年来发现了数量可观的考古筮数，它们多以六个数符一组，为一卦六爻的数符形式。六个数符按奇、偶性质进行简并，②其结果必然是“—／--”六联体的形式，也必然是以六十四卦为结构整体。因此，考古筮数以实物证据显示，《易》文本的六十四卦结构可远溯至商殷、先周时期。而马王堆帛《易》直接就是六十四卦。这早于或晚于春秋之世的《易》文本皆六十四卦，春秋《易》文本岂能外乎?《周礼·春官》论《连山》、《归藏》、《周易》云：“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指明六十四卦的整体结构是诸《易》文本的一般模式，春秋《易》岂能异乎?
　　2．卦名、卦象和卦爻辞，已是春秋《易》文本的结构要素
　　《左》《国》各例筮案的陈述，都将卦名、卦象和卦爻辞作为内容。因此，它们所据之《易》文本，其结构必以卦名、卦象和卦爻辞为要素。其中卦名一概为实词，卦爻辞皆为语句，它们都有语义可寻，因而春秋《易》文本具有语义对象文本的性质。但卦象不是语言符号，没有独立的语义，是语义对象文本中的非语义成分。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共属于同一文本，是《易》的独特的品质，在春秋之世已是如此。
　　《左传》筮案十九例二十四条的陈述，卦名、卦象和卦爻辞俱全。其卦名和卦象的搭配，全与传世本《周易》相同。其中十一例十六条明言出《周易。》，其名、其象、其辞皆对应于传世本《周易》，可知传世之《周易》在春秋之世已成，且名、象、辞的结构俱有。高亨先生有“疑筮辞在前卦名在后”[3]之虑，此虑至少应向春秋之前的时代而发。
　　《国语》筮案三例，只有卦名卦爻辞而不见卦象与之联出，应是行文时的省略，不能当作是春秋《易》文本没有卦象的证据。三则案例中，共出现《乾》、《否》、《泰》、《屯》、《豫》五卦，前四卦卦象亦见于《左传》，可证《易》文本本有卦象，仅引用时省去。
　　3．春秋《易》文本没有爻称
　　爻称是对卦中之爻的指称。它由一个表现爻性的字符(六或九)和一个表现爻位的字符(初、二、三、四、五、上)联缀而成，用于对爻的命名，这个命名是具有唯一性的，不会用混。传世本《周易》中，爻称是一种结构要素，标写在各条爻辞之前，但通观《左》《国》全部筮案，却全无爻称字样出现，亦无运用“爻性”和“爻位”解卦的痕迹，可知春秋《易》文本没有爻称。高亨先生曾经指出：“《周易》古经，初始殆无爻题。”④爻题就是爻称，这个“初时”，至
少应包括整个春秋时期。
　　有了爻称就能直呼其爻，它的功用是定爻。但没有爻称不等于没有定爻方法。最初的易学是占筮形式，定爻方法随占筮而转移；随占筮而转移的东西，当然不需要固定为文本的结构。这是《易》文本原为占筮之书的重要的内证。
　　根据《系辞》记述，占筮法则有成卦之法和变卦之法两种，成卦之法用于确定所筮之卦，变卦之法用于确定所筮之爻。因此，在《易》文本尚无爻称之时，定爻就是变卦之法要解决的问题，变卦是在本卦形成之后，通过解并筮数求出之卦的占筮操作，其语言陈述可概括为变卦句型“《A》和《B》”的形式，其中：《A》为本卦，《B》为之卦。对比本卦和之卦，就能直观发现本卦中的各爻，在之卦中发生了何种变化。如果本卦中的变异之爻不只一个，占筮就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局面，此时占筮就须中止而重新再筮；如果本卦变异之爻只有一个，该爻在《易》文本中的位置是唯一确定的，占筮的结果就不会出现矛盾。因此，变卦句型“《A》之《B》”具有定爻功能，唯其如此，占筮才能完成。[5]故而《左》《国》中的变卦句型几乎全是关于一爻变卦的，其定爻功能与爻称相同，以至可以获得以下等式：
　　《左·庄二十二年》：
　　　　《观》之《否》＝《观·六四》；
　　《左·闵元年》：
　　　　《屯》之《比》＝《屯·初九》；
　　《左·闵二年》：
　　　　《大有》之《乾》＝《大有·六五》；
　　《左·僖十五年》：
　　　　《归妹》之《睽》＝《归妹·上六》：
　　《左·僖二十五年》：
　　　　《大有》之《睽》＝《大有·九三》；
　　《左·宣六年》：
　　　　《丰》之《离》＝《丰·上六》；
　　《左·宣十二年》：
　　　　《师》之《临》
　　《左·襄二十五年》：
　　　　《困》之《大过》
　　《左·襄二十八年》：
　　　　《复》之《颐》
　　《左·昭五年》：
　　　　《明夷》之《谦》＝《明夷·初九》；
　　《左·昭七年》：
　　　　《屯》之《比》＝《屯·初九》；
　　《左·昭十二年》：
　　　　《坤》之《比》＝《坤·六五》；
　　《左·昭二十九年》：
　　　　《乾》之《姤》＝《乾·初九》；
　　　　《乾》之《同人》＝《乾．九二》；
　　　　《乾》之《大有》＝《乾·九五》；
　　　　《乾》之《夬》＝《乾·上九》；
　　　　《坤》之《剥》＝《坤·上六》；
　　《左·哀九年》：
　　　　《泰》之《需》＝《泰·六五》。
　　以上列举确凿无疑地证明，在没有爻称的情况下，一爻变卦句型的陈述具有相当于爻称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要依赖于占筮操作，在实现占筮过程中发生，故而在占筮易的文化背景中，《易》文中没有爻称是当然的。
　　筮案中，还有两例变卦句型“《A》之《B》”，陈述的是非一爻卦的情形，它们是：
　　《乾》之《否》；(《国·周语下》)
　　《乾》之《坤》；(《左·昭二十九年》)
第一例是不可定爻的，其文“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不见于《周易》，当文出别《易》，对应于何种筮法尚无可知。第二例是《周易》筮法中的特例，具有定爻功能，《乾》、《坤》两卦互变都唯一地确定其本卦的“用爻”。在朱熹的《易学启蒙》中就已经明确了此特例的占法：“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此特例再度表明，定爻依赖于占筮，占筮易时的《易》文本当无爻称。
　　以句型“《A》之《B尸的一爻变卦来定爻的格局，至战国时期已经结束，马王堆帛《易》文本已有爻称，今本《象》、《彖》、《系辞》等传中亦有爻称。爻称进入《易》文本，是易学自身的质变在文本结构上的反映。表面上看，它只是在文本中添加了一个爻的称谓，免去了变卦之累而直呼其爻，实际上，它标志着《易》文本对于占筮的解放成为独立的解释对象。爻称对于占筮易学是无所谓的，因为占筮定爻依赖于筮法，占断解释要参照祈筮。但爻称对于学术易学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每爻都是一个研究对象，都是可具独立意义的思想主题，需要有一个名字称呼。于是，《易》文本转化为独立的思想理论的典籍，占筮的脐带脱落了，“孩子”长大了，爻称即是爻的冠礼。
　　4．春秋《易》文本没有上下卦的标称
　　传世本《周易》具有上下卦的标称结构，每一卦的卦象皆被注明区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别以乾、坤、震、巽、离、艮、兑之名称之，形成“X下X上”的标称格式，如三乾下乾上、离下坎上等等。春秋《易》文本则没有如此标称。根本原因是筮法春秋易学的基础仍是占筮易，筮法是占筮的法则，无论是成卦之法还是变卦之法，都只与“一／一”六联体相关，没有与三联体打交道的位置，故而文本中无此结构。
　　有些筮案的解释中已经有了关于上下卦的议论：
　　《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僖十五年》)
　　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昭元年》)
　　雷乘乾曰《大壮》。(《昭三十二年》)
它们能够说明，取象释卦在春秋时期已经盛行，却不能说明上下卦标称已经纳为《易》文本结构，解释中出现的内容，不一定就是文本的结构。筮案中取象释卦的案例很多，但无一例直言“X下X上”的标准格式，表明上下卦标称在春秋之世尚未作为《易》文本内容。这种状况至少延续至战国时期，马王堆帛《易》亦无上下卦标称，如果春秋《易》文本上已经有了上下卦的标称，它们不可能在战国的文本上突然地消失。以上下卦对《易》卦象作系统化解
释起于《大象》，《大象》是春秋后期鲁国的作品，⑥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将上下卦标定于《易》文本。将上下卦称固定在《周易》文本上，看来是汉儒的手笔。“《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在春秋只是个别案例的说法，也有与之完全矛盾的“贞《屯》悔《豫尸的说法，汉儒取其偏，搞成“内卦曰贞，外卦曰悔”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洪范》、与变卦之法都是有矛盾的，但它具有明确的构造性，故而能揉《大象》和《说卦》的内容，结构成关于卦象上下卦标称的统
一格式，窜进《易》文本作为结构而固定下来。
　　5．春秋《易》文本已有“用爻”，《乾》《坤》两卦已居群卦之首
　　前面在变卦的特例中，已经看到了“用爻”存在于筮案中，其存在方式仍是“《A》之《B》”变卦陈述。《左·昭二十九年》的“蔡墨释《易》”有：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这正是传世本《周易》中《乾》卦用九的爻辞。有“《乾》之《坤》”就必有“《坤》之《乾》，因为用爻为这两卦的专有。可知在春秋《易》文本中已载入了这两个爻条，其爻的总数为三百八十六，与传世本《周易》同。马王堆帛《易》明标“用九”和“用六”的爻称，卦共三百八十六爻。
　　用爻仅为《乾》《坤》两卦所专，说明这两卦在春秋《易》文本中已居突出地位，马王堆帛《易》突出这两卦地位的方式是，《乾(键)》居卦序的第一，《坤(川)》居卦序的第三十三，分别领袖半部文本。李学勤先生认为，帛《易》卦序晚出，“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帛书本则是学者出于对经文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⑦此说是有道理的，春秋《易》文本是将《乾》、《坤》置于群卦之首的。
　　《左·昭二十九年旷蔡墨释《易》”一节，具有筮法教科书的性质，蔡墨共讲六例，前五例几乎遍讲《乾》之各种通卦的变形形式，第六例再补充以《坤》的一爻变卦，说明这两卦位居文本的篇首位置。蔡墨论《易》和后世易学家论《易》的举例模式相类，以《乾》为例的频率最高，《坤》居其次，这只有当它们已居《易》文本篇首才可得到合理解释。居篇首者，接触阅读的机会多，被解释的机会也多。
　　小结：
　　春秋《易》文本为六十四卦构成的整体，每卦六爻，《乾》、《坤》两卦位居篇首且各有用爻，全卦共百三八十六爻；它已具卦名、卦象和卦爻辞三种基本结构要素，其卦名和卦象的搭配，与传世本《周易》同；但其卦象之后无上下卦的标称，各爻之前亦无爻称。春秋《易》文本结构的这些特征，体现了它依赖占筮而存在的古貌，同时又是传世本《周易》的原型。
二、《周易》是春秋诸《易》的主流文本

　　《周礼》说有《连山》、《归藏》和《周易》，此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六十有四”，此是说，存在着多种《易》文本，它们卦象的结构相同。因此，仅凭结构分析，不足以区分文本的彼此殊异，欲鉴别文本的种别，就要作内容的辨析。能够作为内容参照系的是传世本《周易》将《左》《国》筮案的文字与之对照，就能获知《周易》在春秋之世的文本地位。
　　将筮案与《周易》的文字作对照比较，会出现三种情况：文字基本相同；文义相通；文义悬殊。现分别引列于下，以正眉目(筮案引文仅以与《周易》文本对照为限，以省篇幅)：
　　1．筮案与《周易》文字基本相同者
　　1)《左·庄二十二年》(元前672年)：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另》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按：此为首例筮案，且明言出《周易》。依前所述，此筮之定爻为《观·六四》，《周易》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两者相同。
　　2)《左·僖十五年》(元前645年)：
　　　　晋献公筮嫁伯姬于奉，遇《归妹》之《暌》。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 羊，亦无宝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
按：此筮所定之爻为《归妹·上六》，《周易》爻辞为：“女承筐，无实；士 羊，无血。无攸利。”两者基本相同。
　　3)《晋语四·秦伯纳重耳于晋》(元前637)：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也，何不济之有?”
　　按：此筮本属盲卦，⑧运用辞进行变通才得以为占。《周易·泰》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两者摹本相同。
　　4)《晋语四·重耳亲筮》(元前637年)：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司空季子曰广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
　　按：此筮占辞明言出《周易》。贞《屯》悔《豫》即“《屯》之《豫》”；其为三爻变卦，本盲卦。以《屯》、《豫》两卦卦辞变通之，方有解。《周易·屯》的卦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周易·豫》的卦辞是：“利建侯，行师。”此例筮辞与《周易》相同。
　　5)《左·僖二十五年》(元前635年)；
　　　　秦伯师于河上……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按：此例为通卦。变卦所定爻为《大有·九三》。《周易》的爻辞为：“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两者基本相同。
　　6)《左·宣十二年》(元前597年)：
　　　　知庄子曰：“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
　　按：此例明言出《周易》。此例不是占筮，而是引用《周易》说明事理，但陈述却是使用“《A》之《B》”的变卦句型，表明学术易发韧之初尚无爻称，只能袭用占筮易的表达形式。此例所定之爻为《师·初六》，《周易》的爻辞为：“师出以律，否臧凶。”两者相同。
　　7)《左·襄九年》(元前564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
　　按：此例明言出《周易》。此例有五个变爻，为不能占通之盲卦。史官以“随”的字面义变通，穆姜以《随》的卦辞变通。《周易·随》的卦辞为：“元亨，利贞，无咎。”两者相同。
　　8)《左·襄二十五年》(元前548年)：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因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按：此例为通卦，所定之爻为《困·六三》。《周易》的爻辞为：“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两者相同。
　　9)《左·襄二十八年》(元前545年)：
　　 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周易》有之；在《复》……”
之《颐》曰：‘迷复，凶。’”
　　按：此例明言出《周易》。此例非占，仍袭用变卦句型定爻，引《周易》说明道理，所定之爻为《复·上六》，《周易》的爻辞是：“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两者有相同处，引用者省略。
　　10)《左·昭五年》(元前537年)：
　　　　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曰：“……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于人为言，败言曰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
　　按：此例为通卦，所定爻为《明夷·初九》，《周易》的爻辞为：“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筮案对爻辞作逐句解释。
　　11)《左·昭七年》(元前535年)：
　　　　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之《比》……且其繇曰“利建侯”……
　　按：此例明言出《周易》。所定之爻为《屯·初九》，《周易》的爻辞为：“利居贞，利建侯。”两者有相同处，引用有省略。
　　12)《左·昭十二年》(元前530)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
　　按：此例为通卦，所定之爻为《坤·六五》，《周易》的爻辞是：“黄裳，元吉。”两者相同。
　　13)《左·昭二十九年》(元前513年)：
　　　　(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三曰：“见龙在田。”其《大有》：“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
　　此例明言出《周易》。所言六条皆非占筮，而是关于筮法的解释。所定之六个爻条，皆同于《周易》：
　　《乾》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14)《左·哀九年》(元前486年)：
　　　　阳虎从《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按：此例明言出《周易》。所定之爻为《泰·六五》，《周易》的爻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两者基本相同。
　　2．筮案《周易》文义相通者
　　1)《左·闵元年》(元前661年)：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繁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
　　按：此例为通卦，所定之爻为《屯，初九》，《周易》的爻辞为：“盘桓，利居贞，利建侯。”筮案明言“公侯之卦”，利建侯也；车、马、足居，盘桓而居也；兄长、母覆、众归、不易而能固、能杀者，居贞之利也。故二者文义相通。
　　2)《左·宣六年》(元前603年)：
　　　　伯廖告之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
　　按：此例明言出《周易》。此例非占，袭用变卦句型以论理，所定之爻为《丰·上六》，《周易》的爻辞是；“丰其屋， 有家，闻其户，阒其无人，三年不见，凶。”确是一番“无德而贪”的景象。故二者文义相通。
　　3)《左·昭元年》(元前541年)：
　　　　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按：此例明出《周易》。此例非占，直以经外取象之法解释卦象，纯属学术易的体例。依
《说卦》。艮为山，为少男，巽为风，为长女。故蛊为“女惑男，风落山”之象。
　　4)《左·昭三十二年》(元前510年)：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按：此例非占，直接解释《易》文本，亦属学术易范式。依《说卦》， 为雷， 称乾，故 为雷乘乾之象。
　　3．筮案与《周易》文义悬殊者
　　1)《左·闵二年》(元前660年)：
　　　　成季之将生也……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于君所。”
　　按：依筮法，此例当为通卦，所定之爻当为《大有·六五》，《周易》的爻辞是：“厥孚交如威如，吉。”两者大相悬殊。
　　2)《左·僖十五年》(元前645年)：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
　　按：此例筮法不详。《周易·蛊》云：“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筮案全不相同。筮案中“贞风悔山”之说虽切合《蛊》之卦象，但诸《易》同名同象者甚多，故卦象之判据并不充分。
　　3)《左·成十六年》(元前575年)
　　　　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一，曰：‘南国贼；射其元王，中厥目。’……”
　　按：此例筮法不详，形式同于上例。《周易·蛊》的卦辞是：“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与筮案大异其趣。
　　4)《周语下·单襄公论晋周》(元前572年)：
　　　　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
　　按：此例为三爻变卦，依筮法当为盲卦。其占断之辞“配而不终”云云，不知何出，与《周易》之《乾》、《否》两卦了无关系。
　　小结：
　　1．以上三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春秋时期诸《易》并存而《周易》为尊，筮案中与《周易》文字基本相同和文义相通者共有十八例二十三条，表明85％的案例条目文出自《周易》，因而《周易》在春秋诸《易》中已居主流地位。其主流地位在当时已表现出相当广泛的认同和自觉，筮案明言《周易》者十一例，他《易》之名皆不名于文，《周易》之名已尊于当世。
　　2．文出《周易》的筮案各例，其文其义与传世本《周易》的相同程度很高；且时跨春秋二百余年，地跨春秋诸国，其相同程度显出很高的稳定性。因此，春秋的《周易》文本已实实在在地书于竹帛，是实物形态的书籍。所谓“《周易》之成书决不早于战国中期”、“《周易》在春秋时期乃口耳相传”等等，是站不住脚的。
　　3．所有文出《周易》的筮例，其筮法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即使有所变通，也有特征和规则可寻。因此，“各《易》文本皆有与之对应的筮法”，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可为筮法研究确立新的基础理念。《周易》位居春秋诸《易》的主流地位，它所对应的筮法，亦应是春秋筮法的代表。
　　4．诸《易》的彼此分野在于卦爻辞的不同，它们的卦象卦名，有许多是相同的。《左》《国》中与《周易》文义悬殊的筮案，其卦名和卦角皆能在《周易》中找到。旧说《连山》以《艮》为首，《归藏》以《坤》为首，这两卦的卦名和卦象就是同于《周易》的。马王堆帛《易》与《周易》的卦序不同，卦名、卦象和卦爻辞却是相同的，只是用了许多假借字而已。饶宗颐先生曾将今本《易》帛《易》和《归藏》的卦名列表比较，从中可以查到：《归藏》卦名缺脱六个，其余五十八个中，有二十八个卦名与《周易》相同，十个卦名字用通假，四个卦名字有增减。⑨这即是说，卦名和卦象在诸《易》间有很大的通用性。这种通用性的发生学意义，是显示诸《易》有共同的祖源，它们当是同一文化谱系的不同分支。
　　5．《易》文本是易学的基础，春秋诸《易》的存在和《周易》主流地位确立的事实，表明了春秋易学的存在。春秋易学是《传》前易学，亦是孔前易学。春秋易学是通过《左》《国》筮案敝开其意义的，筮案的实质就是关于《易》文本的解释。《左》《国》筮案的解释表现出两种范式：一种是由占筮规定的引《易》作占断解释，此为占筮易范式，一种是非占筮条件下《易》文本被直接解释，则为学术易范式。在这两种典型情况之间，筮案还显露为一系列的过渡形态。因此，春秋易学的易学史地位是，由占筮易转向学术易的过渡形态，理论地揭示这一过渡时期的文化性质，古代思想史的许多章节都将重写。在筮案中，所有与《周易》文义悬殊的案例，皆是因于占筮且关于占筮的，纯属占筮易的类型；唯有文出《周易》的筮案，除以《周易》为筮典外，还以它为思想和理论源泉，作独立于占筮的解释。因此，由占筮易向学术易的过渡，是通过《周易》实现的。这一过渡，淘汰了诸《易》并存的局面，《周易》由筮典复而确立为思想理论典籍。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大转折，它直接开启孔老，也是诸子百家文化繁
荣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