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同傥）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杀。……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21]
这里阐述了京房的师承关系，以及京氏治易的特点。京房受易焦延寿，焦延寿云从孟喜问易(孟喜弟子不承认延寿易即孟氏学，后人亦多持此议。笔者以为，延寿易当脱胎于孟氏学，其理由详见拙文《焦延寿易学渊源考》，《周易研究》1996年第1期)。从孟氏学发展到京氏学，特别是京房创立了纳甲、世应、飞伏诸新学说，标志着汉易象数学的最终形成。孟喜、焦延寿、京房师徒三人，共同揭开了中国易学史的新篇章。
　　由于孟京学派首倡以象数、阴阳灾变说、卦气说、五行说、纳甲说诸新学说来阐释《周易》经传文，这就大大丰富了六十四卦的卦义和内容，同时使占筮之术更加灵活多样，更便于比附人事之吉凶，更能圆滑地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因而显得更实用、更“灵验”。孟京学比起费氏学，更能赢得世人的信任。故它不仅为当时统治者和以占卜为业者所青睐，而且为汉后以术数谈《易》者所宗，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绵衍了一二千年。
　　对京房其人，郭璞可谓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这是因为二者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京、郭同怀济世志，都热衷政治；亦皆嗜好易占，都把占卜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且不惜为之丧身陨命。
　　正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缘故，郭璞视京氏易为至宝，孜孜以学，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占卜活动中去，获得了巨大成功(关于郭璞如何运用京房象数学占卜，笔者将在另文中介绍)。《晋书》作者赞道：
　　　　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房)、管(辂)于前图，轶梓、灶于遐篆。[22]
谓郭璞占术之高明，“虽京、管不能过也”，殆非溢美之辞。这里提到的管辂，也是郭璞心仪的一位易学大师。《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载：
　　　　(管辂)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
　　 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簧上诸生疾病死亡贫富丧衰，初无差错，莫不惊怪，谓之神人也(《管辂传》注引《辂别传》)。[23]
显然，管辂也是属于京氏易象数派。《三国志》本传所载管辂的占卜活动，皆用京房的纳甲、五行、六亲之术，故世人比之京房，誉为“一代之奇”。不过，他与京房相比，术数家的意味更浓，理论家的色彩却减褪了。管辂治《易》，往往撇开《周易》卦爻辞，只在卦爻象和阴阳之数上下功夫。在管辂看来，有了象，可以推知事物的运数；有了数，亦可揭示出事物的形象，且化为卦象。根据一定信息所进行的象数转换即是推演事物气运之术。《三国志》本传本传及裴松之注所引《辂别传》，记载了管辂诸多据象以演数的成功占例。但是，管辂过分夸大了数的作用，以为明阴阳之数，就能理解生死、出入、隐显的互相转化[24]，这就抹煞了生死的根本界限，离开了一定条件去谈论感应的问题，从而宣扬了有神论，把《周易》象数学引到了神秘主义的邪路上去。[25]
　　由于管辂治《易》重术数，侈谈鬼神，故《三国志》把他打入《方伎传》，后世亦多不以易学家目之。
　　至于管辂易说对郭璞的影响，应该说比京房更为直接，这是因为：
　　第一，郭璞的生活年代与管辂相去不远，管辂卒于公元256年，距郭璞生年(公元286年)仅隔三十年；且郭璞老家河东闻喜与管辂老家平原(在今山东)仅一省之隔，对被世人比之西汉京房、誉为“一代之奇”的管辂的事迹，当是耳熟能详，故不能不受到其易说的影响。
　　第二，虽然郭璞比管辂有更强烈的从政欲望、更大胆地批评弊政的举措，但二人在处世方面仍有相似之处。《三国志》本传称管辂为人“无威仪而嗜酒，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26]，《晋书》本传称郭璞“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这就表明二人皆性轻易，放荡不羁，游戏人生。相似的习性，有可能导致学业上的相仿。故郭璞治《易》，不随时俗，一条重要原因是欲追随管辂这位与己性格相似的象数学先贤。
　　第三，郭璞治《易》，必须秉承和发展管辂易，方有出路，这是时势使之然。
　　众所周知，易学发展到了魏晋时代，以王弼为代表的专阐玄学的义理学，已取代以京房为代表的象数学，而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为了挽救象数学，就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改造”才能得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其作用，管辂奋臂而起，带头在易占中倡用诸多方术。《三国志》本传称管辂“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就是说管辂运用了多种奇异的方术，来显示象数学的“神威”。后人因之视管辂为术数家，而不承认他为易学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后汉书·方术传》云：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予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27]
这就表明管辂所擅长的风角、占筮、相学、仰观等术数之法，大都出于易之象数学，只不过在管辂之前世人罕用之，故为“正统”的易象数学家所鄙。不可讳，管辂在实施这些术数之法中，亦塞进了“私货”——有神论，从而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
　　同样出于挽救象数学的历史使命，郭璞不仅全盘承继了管辂的种种术数之法，而且还有所发明、创造，大大丰富了易象数学的内涵，为易象数学的传播、发展拓宽了场所。正因为郭璞的占术是在管辂占术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二者有极多的相似之处，故世人遂并称为“管郭之术”。
　　必须指出的是，郭璞的术数之法中往往揉进了诸多道家道教的法术(如符篆、堪舆术)，迷信的色彩更浓厚，故道教中人也尊郭璞为道教占筮大师，葛洪甚至把郭璞列入了《神仙传》。
　　最后顺便一提，与郭璞同时、常诫郭璞生活要检点的干宝，无疑是郭璞的挚友，他对郭璞的易学思想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干宝是东晋著名易象数学家，《晋书·干宝传》称他“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28]。干宝治《易》，立足于京房八宫卦法，在卦体、卦象、爻象上大做文章，这对于易本义来说有其歪曲之处，但恰恰是这种歪曲又体现了晋代易象数学的某些发展。[29]郭璞祖尚焦京易象数学，并勇于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受了干宝这位挚友的启迪。
　　以上是笔者对郭璞易学渊源作一番全面考察，其中不妥之处祈望专家、学者指正。

[1]郭璞仕途坎坷。据(晋书)本传载，郭璞南渡后，先被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后为王导引参己军事；晋元帝即位后，郭璞因献《南郊赋)被征为著作佐郎，不久迁尚书郎。后以母丧去职，服孝期未满，被王敦征为记室参军。因阻谏王敦叛逆，被杀。及王敦平，朝廷追赠弘农太守。
[2]最明显的事实有二：其一，周凯袭父职，为东晋尚书左仆射，后因反对王敦篡晋而被杀。像周颉这样的晋王朝的重臣、忠臣，其私生活之下作，令人恶心。(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有人讥周仆射(即周颇)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颉及朝土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凯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颉官，诏特原之。”但东晋最高统治者却原谅了他，不予追究。其二，号称“八达”的谢鲲、胡母辅之、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其日常行径无异于禽兽。但他们多为东晋王朝所器重，封侯赐爵者大有人在。
[3]由于郭璞擅长各种奇异的方术，且“灵验”如神，故官方、民间皆奉为术数大师。但从曹魏始，方士术者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曹操还一度把各地的方士术者聚而禁之。两晋统治者没有改变曹魏对方士的政策。
[4]策，指占卜时用的蓍草；骨，指占卜时用的龟甲与牛骨。
[5]《晋书》第6册第189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6]《十三经注疏》上册第802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7]《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65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8]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3页，—J：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
[9]袁珂《l¨海经校注》第187页。
[10]袁珂《山海经校注》第210页。
[11]袁珂《山海经校注》第261页。
[12]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8l～382页。
[13]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87—388页。
[14]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14页。
[15]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72页。
[16]《晋书》第6册第1901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同。
[17]《晋书》第6册第1902页。
[18]《晋书》笫6册第1910页。 ·
[19]《汉书》第11册第360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
[20]《汉书》第10册第3160页。
[21]《汉书》第11册第3601—3602页。
[22]《晋书》第6册第1913页。
[23]《三国志》第3册第812—81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卞同。
[24]《辂别传》载：管辂言：“苟得其数(指阴阳蔽匿之数)，则四岳可藏，河海可逃。况以七尺之形，游变化之内，散云雾以幽身，布金水以灭迹，术足数成，不足为难。”“夫得数者妙，得神者灵，非徒生者有验，死亦有征。……是故生者能出亦能人，死者能显亦能幽，此物之精气，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数使之然也。”见《三国志》第3册第822页。
[25]参见拙著《易学与道教文化》第27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
[26]《三国志》第3册第8，1页。
[27]《后汉书》第10册第2703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28]《晋书》第7册第2150页。
[29]参见拙著《易学与道教文化》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