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彻于骨髓，愁痛之声沦于肠胃，此皆为寇不利之明效也。言利御寇者，言征伐之事非务于穷兵黩武，善在于御难备害而已，若三苗之民反道败德而舜征之；葛伯有先祖之奉而不祀，有千乘之富而夺人之NFE4A饷，汤始征之；昆夷NFE4B狁为华夏之难而文王讨之；三监叛周而周公诛之；四夷交侵而宣王伐之，此皆利御寇之明效也。（卷二）［7］

引史说经，汉易已开其端，但引历史事件不多。晋王弼注易以明人事，常以历史人物的事迹解释卦爻辞。胡瑗的《周易口义》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传统。此种解《易》风气，实际上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看成是吉凶消长之理的体现者，视《周易》经传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君臣民三者关系、治理国家的教科书。程颐著《程氏易传》，深受其影响。至南宋杨万里著《诚斋易传》“多引史传之证之”（卷三）［10］，大倡引史证经之风。二是以义理为宗。《周易口义》发扬王弼派注重义理的学风，着重解说卦爻辞的文意。《周易口义》除《象》之外，其解说《周易》皆主取义说。如其释《乾卦》之所以名乾而不称天说：“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为兄为弟，为夫为妇，以至于工农士商，莫不本于乾乾不息，然后皆其所成立也。左氏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皆言人当法天之健用，故曰乾。”这是认为，圣人作《易》，设立乾卦，是取法天之健用，并非取法天之形象。又其释《屯卦》说：“屯者，屯难之名，天地始交而生物之时也。”释《蒙卦》说：“蒙即蒙昧之称也，凡义理有未通，性识有未名，皆遇之蒙。”释《需卦》说：“需训为须，须，待也。”其释《彖》说：“以二体明之，坎在上为险，乾在下务于上进，而坎险在上，是以待时而动，不躁求妄进，故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又释《师卦》曰：“师者，众也”。“行险而顺者，此据二体言也。坎为险，坤为顺，以兴师之道天下之至险也。”所有这些，都有意地排斥汉易中的象数之学，既不讲互体、半象，也不讲纳甲纳支，所以《宋元学案》引张南轩评论说：其解《易》“不论互体”、“于象数扫除尽略”（《安定学案》）［11］。其次，胡瑗的《周易口义》对汉易也有所继承。一是不完全排斥象数，其于解释《大象》之时，限于文义，也常用取象说。如释《需卦》说：“坎为水为云，乾为天。今坎在乾上，是云上于天也。”释《师卦》说：“坎为水，坤为地。以地至博厚而水行其中，无所不容，此师卦之象也。”又释《履卦》说：“乾天也，兑泽也。”这都是以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大象》传文句。但其取象说仅限于《大象》传，其它则罕言卦象，也不及阴阳奇偶之数。二是采用汉易的二气说，常以阴阳二气、天地之气解释《易》理。如释《泰卦·彖》文说：“天地交而万物通者，言阳气下附，阴气上腾，二气交感，万物得其生而亨通也。”又释《咸卦·彖》文说：“言天气降于下，地气升于上，二气升降而交通，则万物以生以育而各遂性命，是知交感本自然之理，故无所不生无所不成也。”认为“阴阳交通，二气相感”，生成万物，这就是“天地之道”。（卷六）［7］另一方面，《周易口义》又和汉易、晋易有区别，最突出的一点是纯以儒家的义理解《易》。以义理解《易》和汉易以象数解《易》区别开来；纯以儒家义理解《易》，又和杂以道家学说解《易》的晋易区别开来。魏晋的玄学大师王弼，首开《易》学“义理”一派，但其解《易》多掺杂《老》、《庄》之说。胡瑗的易学亦主“义理”，但他不仅一扫西汉灾异之说、东汉谶纬之说，同时也不取王弼的道家、玄学之说，代之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之说和性命道德之言。南宋精于易学的赵汝楳看得很清楚：

　　　　《易》画备于包羲，辞详于三圣，性命道德之蕴，夫子尽已发之。顾乃灾异于西汉，图纬于东都，《老》《庄》于魏晋之交。赖我朝王朝素、胡安定之儒，挽而回之，伊洛益弘其说，然后始复性命道德之言。（《蓄述》第五）［12］

胡瑗以儒家之理解《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取王弼的道家、玄学之说，代之以儒家的纲常名教。《周易》之所以把“道”看作是自然之道，其目的在于阐发《系辞》中提出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两个根本原则。既然“天尊地卑”是“自然之道”，人事间的一切也都是从这一自然之道衍生出来的，于是贫富贵贱等级名分等所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周易》的核心问题，而这一核心问题也就是孔夫子以来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问题。作为儒学复兴者的胡瑗当然要用全力阐发这个根本问题：

　　　　夫易之所始，始于天地。天地之判，混元廓开，而万物之情皆生于其间。既万物之情皆生于其间，是故圣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于是画为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尽天地之道、人事之理……首言天地尊卑者，盖万事之理，万品之类，皆自乾坤为始。故先言天地尊卑也。

　　　　 ……夫天地卑高既定，则人事万物之情皆在其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贵贱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皆有其分位矣！若卑不处卑，高不处高，上下错乱，则贵贱尊卑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不得其序。夫如是，无高卑之分位矣！故此贵贱之分皆自高卑之位既陈，然后从而定矣！（《系辞》上）［7］

《周易》卦爻中频频提到尊卑贵贱的问题，胡瑗的“口义”也一再阐述这个问题。如下《节卦》中说：

然谓之节者，……使父子有礼，上下有等，男女有别，尊卑有序，长幼有伦，夫妇有制，内外有分，皆有所节……贤不肖各有所处，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富贵贫贱各当其分。如此之类，举而言之，是修身齐家治国正天下，皆有所节。（卷一O）［7］

那么，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节”得到成功？胡瑗提出中庸之道是“节”的最好的方法：

　　　　圣人缘人之道，酌中以为通制。……又言九五居中履正，所谓节制，得其中，又得其正。得其中则无过与不及之事，得其正则不入于私邪，是中正所为之道，可以通行万世，使天下得尽所以为节制之义也。（卷一O)［7］

在对《恒卦》、《家人卦》阐释中，胡瑗始终抓住这个根本问题，指出“夫尊卑贵贱，内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则可以为常久之道”(卷六)［7］。总之，胡瑗对儒家伦理纲常的阐释是不遗余力的。二是反对王弼以虚无观念解释太极，提出新见，成为宋学中气学派的先驱。上面说到，胡瑗继承汉易中阴阳二气说，但又有新的发展。胡瑗以阴阳二气解释乾坤二元。其释《彖传》文“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说：“大者无限极之辞，乾者刚阳至健之气，元始者生长养之德，言天以一元之气生成万物而无有限极也。”又释“至哉乾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说：“言至哉者，盖伸主承天之气而生万物之形，必有所至也。万物资生者，言一元之气降于地，为万物之始也。承一元之气以生万物之形，是天下万品之物莫不资取于坤元而生其形质也。乃顺承天者，盖地得天之降气，然后顺从而发生万物也。”此是以乾坤二元为“一元之气”，乾元实指阳气，坤元实指地气，既不同于《彖》文，也不同于王弼注，是对孔《疏》阴阳二气说的发展。不仅如此，《周易口义》还以此种学说解释“太极生两仪”：“太极者，是天地未判，混元未分之时，故曰太极。言太极既分，阴阳之气轻而清者为天，重而浊者为地，是太极既分遂生天地，谓之两仪。”阴阳二气混而未分既是太极，反对王弼玄学派以虚无观念解释太极。其又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

　　　　精气者，则为阴阳精灵之气也，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游魂者，伸为物之积聚，归为分散之时则为游魂。夫天地之道，阴阳之精气萃聚而生万物，于万物之间受阴阳之精气而灵者则为人。……是言人生则精气聚而为神，死则骨肉散而为鬼，而精魂改变，去形离体，则为变化之道也。

这又是以阴阳二气解释精气，认为气聚而万物生成，气散则死而变其形态，万物成毁由于阴阳二气的聚散。《周易口义》将阴阳二气看作天地万物形成和变化的本原，也是对汉易和孔《疏》二气说的发展，又成为宋易系统中气学派的先驱。胡瑗的易学实开宋易系统义理派的先河。时人称其“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 （卷三）［13］ 。陈振孙说胡瑗解《易》“以义理为宗”（卷一）［14］。胡瑗的易学，对程颐影响颇大，他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第248）［15］程氏视王弼、胡安定、王安石三家解《易》著作为一类，可见《周易口义》属于义理之学。程颐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