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这里明确地主张以说明“天下之至理”、“圣人之中道”和个人之“至思”作为衡量一切真伪和是非的标准。欧阳修早在景祐四年（１０３７年）他所作的《易或问三首》中已提出《系辞》、《文言》等非孔子作的看法，在《易童子问》中，这个观点论证得更加系统和缜密，他无疑是宋代疑经第一人。

　　范仲淹在《易义》中提倡“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主张对《周易》的注解和解释，要“随义而发”，不必固执拘泥。（卷六）［6］上面提到，宋仁宗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孙复给范仲淹的那封信中提到：“复不佞，游执事（指范仲淹）之墙藩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此中透出的消息，似乎范仲淹对汉唐以来的笺注疏义都不太满意。范仲淹著有《易义》一文，从中可以窥其治易的路数。《易义》的内容，是十分简约地讲解了《周易》中的《乾》、《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艮》、《渐》、《丰》、《旅》、《巽》、《兑》等２７卦。我们看范仲淹如何解《乾》卦：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之时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有时舍之义，故曰：“见龙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圣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时乘之意，故曰“飞龙在天”。位正于上，故曰：“利见大人”。乃位乎天德，于是乎位矣。或者泥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曾不思始画八卦，三阳为《乾》，君之象也，岂俟乎五乎？三阴为《坤》，臣之象也，岂俟乎四乎？《震》为长子，岂重其卦而始见长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则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余爻则从其进退安危之合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成之也。如卦言六龙，而九三不言龙而言“君子”，盖龙无乘刚之义，则以君子言之，随义而发，非必执六龙之象也。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6］

从以上所引范仲淹解《易》的内容，再比照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我们可以发现范仲淹治《易》不重注疏。虽然就方法上而言，范仲淹解《易》仍留有汉唐注疏的痕迹，如“爻位”、“卦德”、“得中”等法，但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到内容上，都已经与传经注疏大不相同，尤其后半部分中所讲的不能“泥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的说法，明显是针对注疏而发的。他强调“随义而发”，对解《易》风气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泰山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石介对解《易》风气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据史书记载，石介解《易》主义理，不重训诂，对象数之学及王弼之易均有微词，这和孙复态度一致。石介治《易》的特点如他自己在《上范思远书》上所言“道明经术，不由注疏之说”［1］。他常以这一点与孙复、士建中等人相勉励。石介著有两部易学专著都已亡佚，所以对他的易学只能从一些间接材料了解一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石介《周易解义》条下记曰：

　　　　所止六十四解，亦无大发明。……今观此《解义》，言王弼注《易》，欲人易见，便相附近，他卦皆然，唯《乾》不同者，欲存旧本而已，更无他说。

据上引材料来看，石介易学似无过人之处，故一般不为学者所重。

　　 胡瑗的主要易学著作有《周易口义》１２卷，由倪天隐记录。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他的解《易》著作同样表现出对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的怀疑和否定。如《周易口义》卷一《乾》“初九，潜龙勿用”条下，孔颖达《周易正义》谓：“勿有者，于此时，小人道盛，若其施用，则为小人所害，寡不敌众，弱不胜强，祸患斯及，故戒勿施用。”胡瑗驳之曰：

　　　　大非圣人之旨！夫圣人才无所不能，智无所不周，怀道德，持仁义，以革天下弊举陋典，新污俗，矫曲为直，表邪为正，若惧其害而勿施用，则是天下常乱而不可得治也。（卷一）［7］

这是对传统注疏的批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当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庆历名士”矢志除弊的“新政”改革张目之深意，为他们的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同样，他不依传注，凭己意解《易》，把易之“三义”说成“变易”一意，实际上也包含这一层深意。在作为《周易口义》全书总纲的“发题”中，胡瑗批评了以汉代纬书《乾凿度》和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代表的传统易学观点。按照传统观点，《周易》主旨是讲“三义”——“简易”、“不易”和“变易”，而胡瑗认为“三义”说于“圣人经谬妄殆甚”。他是这样展开自己观点的：

　　　　《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盖变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则阴阳变易而成万物，寒暑变易而成四时，日月变易而成昼夜；以人事言之，则得失变易而成吉凶，情伪变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变易而成治乱。故天之变易归乎生成而自为常道，若人事变易则固在上位者裁制之如何耳。［7］

在这里胡瑗凭己意提出了与传统易学不同的观点。在对传统传注的态度上，胡瑗比孙复、欧阳修诸人还是较为保守的。如果将胡瑗的《周易口义》与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加以对勘，可以发现胡瑗的易学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发明并不多。虽然其《周易口义》中不乏对汉唐注疏的批评驳正，解经的语言也往往与注疏有别，但总的说来，胡瑗的易学尚未脱出旧有的理论构架。薛季宣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说：“安定之传，盖不出乎章句诵说，校之近岁高明自得之学，其效远不相逮。”（卷二三）［8］前半句不尽准确，后半句说的颇对。胡瑗的学术思想是介于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和后世“高明自得之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宋初三先生”中，胡瑗与孙复是齐名当时的教育家和经学家，但时人一般的评价是：“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卷一八六）［9］可见，在“高明自得之学”转变解《易》风气方面，胡瑗地位远不如孙复。

　　总之，庆历之际的孙复、欧阳修、范仲淹、石介、胡瑗诸名士的解《易》敢于不惑传注、“弃传从经”，敢于疑经，凭己意解经，开一代风气之先。

三、“庆历易学”开纯以儒家义理解《易》风气之先

　　易学史上完全意义上的义理学派是晋王弼创立的，而他是杂以老子道家思想解《易》的，宋代以程颐为主要代表的义理学派则是纯以儒家义理解《易》，同属义理学派而解《易》指导思想则不同。开宋代纯以儒家理解《易》风气之先的则是“庆历易学”。这里的所谓“纯”，是相对杂以佛、老解《易》而言。

　　在儒家义理解《易》方面，胡瑗是“庆历易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上面说到，胡瑗易学是介于传统章句注疏之学和后世“高明自得”之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这具体表现在胡瑗易学和汉晋易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方面。一方面，他对汉易、晋易有所继承。首先，他与晋易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胡瑗的易学和晋易的代表人物王弼的易学同属义理学派，在形式上他们是一致的。一是引史证经。王弼解《易》注重人事，以人类社会生活解释《周易》中卦爻象的变化和卦爻辞的内容，此种学风亦被胡瑗《周易口义》所发扬。其《发题》开宗明义就说：“夫《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垂万世之大法，三才变易之书也。”以为圣人作《易》，乃为万世立法，《周易》是讲人事教训，处理社会活动的教科书，所谓“圣人之言不劝则戒”（卷一）［7］。所以，《周易口义》中经常使用“以人事言之”的词句，并常以历史人物的事迹加以解说。如其释《乾》卦九二爻辞，“利见大人说”：

　　　　凡有大人之德必须利见于有大才大德之君，然后可以行己之道，若舜之得尧，禹之得舜，伊尹之得成汤，傅说之得高宗，吕尚之得周文是也。然则五得位亦曰‘利见大人’者何？曰：有是君必须得是臣，然后万事可举，天民可治，若尧得舜，舜得禹、皋陶，禹得稷，成汤得伊尹，文王得吕尚是也。故九二、九五之爻皆言利见大人。［7］

又如其释《蒙卦》上九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说：

今上九是蒙之大者，若诸侯群臣所以佐天子而为反叛之醜，若夷狄所以柔服于中国而反为叛乱之孽，罪深恶大，非王刑所能制，必在兴师动众以征罚之，故曰击蒙也。不利为寇者，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若逞其凶器，肆其危事以自寇于人，往必不利。故秦之始皇，汉之孝武，隋之焬帝，皆谈一时之欲，一己之威，穷兵黩武，长征远伐，使天下之男死不得缘南亩，天下之女罢不得就蚕室，而劳于NFE4A饷，流离四郊，以至老母哭其子，幼妇哭其夫，怨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