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石泉先生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有“重时之哲学”，也有“不重时之哲学”。而“重时哲学”或有视时间为创化之源者，或有视时间为丧毁之渊者。西方哲学传统中，古希腊毕达哥拉学派重视空间与数量，又以宇宙之构形与运动必根据一定比例，是为自然数学化之滥觞。苏格拉底视感觉世界为无常，柏拉图以现行世界为永恒理型之仿本，均可见他们对于“时间”的贬抑。殆及笛卡儿视宇宙为无目的之物质机器，牛顿以时空为绝对独立之物理架构。又根据机械论，时间是“可以逆转的”（reversible），对处于其中的物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是皆为“不重时之哲学”。“不重时之哲学”要不是将时间空间化，以时间为测量架构，便是以时间为心理作用，根本不存在。柏格森对此提出正确的批评，科学家以为宇宙是均衡同质的，故而将时间数量化。这样的作法，根本罔顾宇宙是杂多的、异质性的事实。（第31-42页）［６］这情形在“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提出“时间箭矢”（timearrow）的概念后，虽稍有改善，但其中“熵”的概念却令宇宙随着时间终趋于毁减。这可说是视时间为毁丧之渊的“重时之哲学”。根据“机械论”，在一封闭的系统中，质能守恒互换以及物体的运动都是“可逆转的历程”（reversible processes）。然而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能”在封闭或孤立系统中，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较热的部分会朝向较冷部分耗散其能量，直到该系统的温度达到均衡为止。耗散作用（dissipative force）造成热能失散，使原本保持均衡状态的系统趋向混乱（disorder），即所谓“熵”（entropy）。因此“时间”在“机械论”中没有特定方向，物体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其运动所遵守的物理定律都是一样的。但在“热力学第二定律”里，时间有如箭矢，有一定的方向，热能只能朝向较冷的方向耗散，有秩序的只能走向混乱。于是根据这个定律，宇宙作为封闭系统，将随时间趋于“热寂”（heat death），即最大的乱度。这可说是视时间为毁丧之渊的“重时之哲学”。另一方面，20世纪物理学的新发现，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马克斯威尔的电磁场理论以及量子物理学，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时间观”。现代物理学的时间观，乃朝着与《易》的“时间观”相近的方向发展。石泉先生撮其要，提出与之相关的哲学概念有四：“体用不二”、“时空合一”、“旁通相关”。以及“创化有机”。

　　　　首先，《易》以“天地为体，乾坤为用”，体用不二。在古易学家的心中，自然不是物质构成的大机器，而是因宇宙的时空功能所激发的创化领域。我们或许可说以物质机械为体，以创生演化为用，但切不可执一偏之见，忽视时空尤其是时间有其功能作用的事实。其次，《易》以“乾坤一体”，时空合一，这与爱因斯坦的时空套具（spacetime continuum）的概念相符。只是《易》强调空间必须配合时间，以时间为重，爱因斯坦则仍以时空为物理测量的架构。在他的理论中，时间依然被空间化了。第三，《易》以乾坤两卦为极，就六十四卦言，实为三十二对，每对无不阴阳相孚、两两旁通。可说在古易学家看来，自然事物无不“旁通相关”，互补相成。而量子论发现基本粒子同时具备粒子与波动双重性（particleswaves duality），排除了光学波动论与粒子论的争议，令两种对比的性质互补相成，与古易学家的构想颇为相符。1947年丹麦物理学家波尔（Neils Bohr）曾选择“太极图”作为他受封为宫廷武士的爵位徽帜，正因为他以为“太极图”中阴阳互补相成之相，是中国人最早展示自然界“互补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的证据。参见程石泉《易学新探》第109页）；John Wheeler and Wojciech Zurek(eds.)，Quantum Theory and Measuremen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最后，《易》以“乾坤列位，易在其中”，将宇宙视为创化生生的历程。这“创化有机”的观念不得受制于机械因果规则，因而古易学家更为重视机遇与变易的可能性。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是一种“决定机械论”（deterministic mechanics），但量子物理学则是一“机率机械论”（probabilistic/statistic mechanics）。在粒子世界，物质不能说固定在什么地方，只表现存在的倾向（tendencies to exist）。而事件的发生，也只能说有发生的倾向，不能说一定会发生。另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定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否定粒子运动的速度与位置可同时加以测量。于是在微观宇宙中，机械决定论不得不为机率论所取代。以上所说，请参看程石泉《易这个观念》《易经与现代物理学》，收于《易学新探》；《易之时用》，收于《易学新论》。程石泉先生认为虽然《易》的“时间观”与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不相违背，但二者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古易学家以其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的思辩智慧，洞烛宇宙创化的真相，进而以六十四卦象征其详情。这与现代科学以高度精密之实验观察所得，以及极其抽象之数学语言表达之宇宙观，大异其趣。可以想见，科学理论必须接受经验检证，但这经验往往限于感官知觉所见之实物。有关事物之间不可见之关系与作用，未必是经验所能检证者。又科学以精密之数学为其语言，然数学所能表现者仅限于数量，无法说明“性质之突变”(qualitative emergence)或“事态之巧合”（synchronous happening）。凡此种种均可见：仅靠科学无以说明宇宙创化的真相，更不足以解释人与宇宙之关系。（第113页）［１］

　　　　总结以上所说，《易》之为书，有其历史背景。有关“乾坤”两卦的解释，也有其不可忽视之历史社会背景。然而孔子喜易，志在“观其德义”，《易》中含藏形而上之哲理更不容忽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乾坤”两卦显示中国人的时空观，这时空观与现代科学思想不违背，且具更为深刻之哲学意涵。“时间”与“空间”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其所涉及相关论题既广且深，不是本文篇幅所能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方东美与程石泉二先生已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有待后学继续努力为之。

参考文献

［1］程石泉.易学新探［Ｍ］．台北:文景书局，1999．

［２］方东美.生生之德［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0．

［３］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

［４］俞懿娴.中西传统文化与形上学［A］．“哲学与中西文化:反省与创新”学术研究讨会论文集［Ｃ］.台中:东海大学哲学系，2001．

［５］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Ｍ］．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

［６］程石泉.易学新论［Ｍ］．台北:文景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