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易”即“乾”，而“简”即“坤”。“易”既为变化，当以“时间”为其本质，所以说“乾”乃时间的功能，所以展示易道变化。至于“简”者，间也，“坤”乃空间的功能，所以展示空间之广袤无限。程石泉先生曾指出“乾之确然”言时间之功效，“坤之NFD30然”言空间之功效。参见程石泉《易学新探》第１５２页。在世间人之所以产生险阻横逆，正因人处于时空情境之中。汉末郑康成于《易论》中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与，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其后“易简”常被解为简单容易。然而“易”是圣人所以极深研几者，岂可谓为简单容易？唯将“易简”解释为“时空”，始能符合“易”之本义。如此一来，对于《系辞传》的这段话，当可有另一番理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亲”宜做“新”），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为宇宙创生之始，“地”则载承万物。“天”的功能由变化得知，“地”的功能则见于空间配合时间。由变化得知时间的作用，而空间则顺乎时间。由变化认知时间，可发现宇宙万物在时间之流中不断更新。由空间顺乎时间，则可发现万物滋生，空间的作用无有穷尽。不断更新故可长久，不断扩充乃知其广大。可以长久是贤人的美德，可以广大是贤人的事业。如果人能把握时间与空间，便可掌握自然之理。能把握自然之理，便可参与宇宙之创化。

由是可见《系辞传》所言“乾坤”之义，一是以“天地为体，乾坤为用”，“乾”为时间，“坤”为空间；二是以“乾坤”为一体，不可或分，且空间必须配合时间；三是以“易”与“乾坤”不可或分，“乾坤成列”，而“易”在其中。换言之，创化生生必以时空为场所，离了时空，便无创化可言。方东美先生有见于此，认为《易经》中的核心概念便是“时间”，关键在于何谓“时间”？他说：

　　　　　　　　盖时间之为物，语其本质，则在于变易；语其法式，后先递承，赓续不绝；语其效能，则绵绵不尽，垂诸久远而蕲向无穷。……时间创进不息，生生不已，挟万物而一体俱化……是为宇宙化育过程中之理性秩序。时间之动态展现序列，在于当下顷刻刹那之间，灭故生新。相权之下，得可偿失，故曰：时间之变易乃是趋于永恒之一步骤耳。永恒者，绵绵悠久，亘古长存。逝者未去，而继者已至，为永恒故。……职是之故，在时间动力学之规范关系中，易经哲学赋予宇宙天地以准衡，使吾人得以据之而领悟弥贯天地之道及其秩序。（第２９０页）［２］

这可说是方东美先生对“易有三义”的独特见解：所谓“变易”是指时间之流前继后续，不曾稍歇；所谓“不易”是指长久永恒的宇宙秩序；而所谓“易简”则是指其创生不绝的功能。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中，东美先生指“易有四义”（除易简、变易、不易外，另有交易）：“时间之真性寓于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生化无已，行健不息谓之变。变之为言革也，革也者，丧故取新也。转运无穷，往来相接为之通。通之为言交也，交也者，绵延赓续也。丧而复得，存存不消，谓之久。久之为言积也，积也者，更迭恒益也。时之化行于渐而消于顷，其成也，毁也，故穷。穷而能革，则屈往以信来，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对于时间之变异性（alternation）、变化（change）、不息（unceasing）、革命（revolution）、更新（novelty）、消逝（perishing）、循环（circulation）、赓续（continuation）、连续（succession）、持久（persisting）、久长（endurance）、累积（accumulation）、增益（increasing）、转变（transition）、毁减（destruction）、困穷（exhaustion）以及创生（creation）种种描写，可谓至极。值得吾人玩味再三。参见方东美《生生之德》第133页。根据这项时间观，东美先生曾举出旁通之理、生生之理与化育之理等多项形上学原则。（第115-116页）［４］其中生之理有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第１５２页）［２］（第１２７-１２９）［５］均在形容“时间”在自然创化中的种种表现：发生（generation）、起始（beginning）、创进（creation）、变化（changing）、更新（novelty）、前继后续（succession）、久长（endurance）以及永恒（eternality）等等。这些原理显示宇宙的客观秩序出于时间（乾元）的创化作用，而人生于这创化的宇宙中，当富有创造的精神，始能“德配天地”。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东美先生说《易》一书展现了“儒家的形上学”，以宇宙自然为创进不已之大生机，以尽善尽美为人格之极致，以相对价值含章定位，统摄于至善。在这儒家的形上学中，“宇宙”是基于时间、生生不已的创化历程，而“人”是参赞化育、践形尽性的“时间人”，这便是儒家的“人本主义”。（第289-293）页［２］。

　　　　 方东美先生认为《易》对“时间”的重视，颇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思想。（第１６１-１６６页）［３］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不重视“时间”，甚而排斥“时间”，唯赫拉克利图斯与亚里士多德讲宇宙变化。然而亚氏一讲变化，便将之空间化为永恒的现在。对此方东美先生似乎没有说明清楚。实则亚氏承认宇宙万有总在变化生成，该变化朝向既定之目的，以求完全实现。这“完全实现”或即东美先生所谓之“永恒现在”。其后西方思想家多未能脱此窠臼，借用罗素之言，他们甚而认为：“了解时间之不重要，为智慧之门。”笛卡儿提出座标系统来安排宇宙的存在，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以物质和空间为重，而康德哲学则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他们不曾了解“时间”的重要性。笛卡儿以空间延展为物质的本质，其所重者乃对于物体长宽高之物理测量，时间在他的座标系统中毫无地位。牛顿以一度进向之绝对时间与三度进向之绝对空间为宇宙自然之基本架构，不过那时间是物理测量上的、数学化的时间。康德采取了牛顿的时间观，认为时间系列是数学性的，只是这时间系列出于意识的先验认识形式，不是自然的架构。比较重视时间的近代哲学家可说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都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但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复杂的时间分割为时点，将之集中于现在，以为过去不重要，未来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现在。因而东美先生认为在柏格森和怀德海之前，西方思想家均不曾了解时间的重要性。黑格尔认为康德将时间“空间化”了，他则主张时间不可以数学测量，不可空间化。时间是生命（理念存在）的形式，唯直观可得，其实在性要高于空间。虽然他较以往的哲学家更重视时间，并且肯定自然是创生的历程（creative process），但他追随亚氏之目的论，将之转化为绝对观念论（absolute idealism），致使时间在其哲学绝对性中丧失其重要性。有关《易》的“时间观”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比较，他虽未曾说明详情，但已提纲挈领，指示了重要的研究方向。

程石泉先生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有“重时之哲学”，也有“不重时之哲学”。而“重时哲学”或有视时间为创化之源者，或有视时间为丧毁之渊者。西方哲学传统中，古希腊毕达哥拉学派重视空间与数量，又以宇宙之构形与运动必根据一定比例，是为自然数学化之滥觞。苏格拉底视感觉世界为无常，柏拉图以现行世界为永恒理型之仿本，均可见他们对于“时间”的贬抑。殆及笛卡儿视宇宙为无目的之物质机器，牛顿以时空为绝对独立之物理架构。又根据机械论，时间是“可以逆转的”（reversible），对处于其中的物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是皆为“不重时之哲学”。“不重时之哲学”要不是将时间空间化，以时间为测量架构，便是以时间为心理作用，根本不存在。柏格森对此提出正确的批评，科学家以为宇宙是均衡同质的，故而将时间数量化。这样的作法，根本罔顾宇宙是杂多的、异质性的事实。（第31-42页）［６］这情形在“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提出“时间箭矢”（timearrow）的概念后，虽稍有改善，但其中“熵”的概念却令宇宙随着时间终趋于毁减。这可说是视时间为毁丧之渊的“重时之哲学”。根据“机械论”，在一封闭的系统中，质能守恒互换以及物体的运动都是“可逆转的历程”（reversible processes）。然而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能”在封闭或孤立系统中，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较热的部分会朝向较冷部分耗散其能量，直到该系统的温度达到均衡为止。耗散作用（dissipative fo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