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自然也接受了理学诸子以“生生”定位易道的理路，注重扬发《易》的生生之道。在其理学系统内，人之生是理气相结合的产物，他云：“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第111页）[3］在朱子看来，天地之理是人之为人的形上根据，天地之理即天地生成万物的生生之理，生生之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生生”作为天之大德，命于人便成就了人之好生之德，即仁德，天之生物心赋于人，便凝为人之仁心，从而人之生命就可内在超越为天人合德境界。对此，朱子详论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第3542页）[5］认为人德源自天德（兼地德），人心本于天心。又云：“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也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第3542页）[5］在朱子看来，“元亨利贞”本不涵具人文价值意蕴，到孔子时才被诠释成乾之四德，他说：“乾之‘元亨利贞’，本是谓筮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皆以为四德。”（第1645页）[3］元、亨、利、贞为乾元刚健不息地创生万物的天德，可以以“元”统摄之；天在化生时，元、亨、利、贞四天德命赋于人，就凝成仁、义、礼、智四人德，同样仁、义、礼、智四人德也可以以“仁”包含之。总起来看，朱子作为一个理学大师，同其他诸子一样，也深见《易》的生生之道，主张本天德立人德，即透过自身内在本具的仁心来体证天地无穷尽的生物成物历程，将自己生命内在超越为与宇宙大化一体合流的境界，从而涵养成刚健不息的生命情状和成己成物的圣贤胸怀。故而，朱子认为《易》所彰著的是“天人之道也”（第1673页）[3］。

　　然而，同程颐等理学诸子大异其趣的是，朱子不把《易》书定位成单单说理之书，而是终生力倡“《易》本卜筮之书”的卓识。《汉书·艺文志》曾指出：“《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朱子吸取这一观点，主张伏羲、文王和孔子三者所提倡的《易》道分属于易学的不同发展时期，不可混为一谈。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第1629页）[3］在这三个时期中，朱子又划分了上面所述的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的两个阶段。前两个时期虽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是以占卜为主，同属以卜筮为教阶段。到孔子以人文精神“赞”《易》时期，为以义理为教阶段。由此，朱子提出了经传相分的治《易》路数，凸现《易》书本卜筮之书的本义以及《易经》以卜筮为教的《易》道，认为：“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第1622页）[3］ 并慨言：“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第1623页）［3］由此可见，朱子超迈诸子，持守《易》本卜筮而作的信念之坚。

　　虽然孔子所“赞”《易》道是以义理为教，但在朱子看来，孔子所讲的义理并不离卜筮：“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 （第1630页）[3］又云：“《易》只是个卜筮之书。孔子却就这上依傍说些道理教人。虽孔子也只得随他那物事说，不敢别生说。”（第1626页）[3］不过，朱子在强调《易》为卜筮之书的同时，还认为虽然《易》本来不为义理所作，但在占卜吉凶中，自然体现了义理。他说：“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说道理也。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第1631页）[3］可见，朱子一方面强调义理要以卜筮为基础，另一方面也重视以象数、卜筮求义理。由是，他对以往的象数派和义理派都提出了批评：“《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阕其所疑之过也。” （第3513页）[5］认为《易》之象数、义理和卜筮三者有着有机联系。首先，《易》之象数和彖爻辞形成来源皆为先民们占卜需要，王弼等义理派割断了象数同卜筮的本然联系，遮蔽了《易》本为占筮之书的本义，故而不能明象数之所自，以致所阐述的义理“疏略无据”。其次，象数及卜筮两者又符示着深蕴儒家人文精神的义理在朱子看来，主要是以彰显《易》的生生之道，来成就自我生命与宇宙生命一体合流境界的成己成物的内在超越之道，汉儒等象数派恰恰未能很好地扬发象数所符示的人文精神，尤其没能彰显人之生命内在超越之道，所以象数派不能推象数之所用，不能证成“为己之学”，以致陷于繁琐考证中。

　　概言之，朱子认为圣人所深见的《易》道，有两个层面：一是实然层面，《易》为卜筮之书，以卜筮为教；二是应然层面，《易》为说理之书，以生生为道。实然层面揭示了《易》道历史本来面目，应然层面彰显了《易》道所涵具的人之生命内在超越至天人合德境界以成己成物的人文意蕴。故而，在朱子看来，不仅仅要以人文价值视域深见《易》的生生之道之无穷，尤其还要从客观历史角度分析《易》本为卜筮而作的传统之久远从而避免对《易》的过度诠释。

三、《易》不可易读

　　学《易》，可以无大过，故《易》不可不学；然在朱子看来，《易》又不可易学。在《朱子语类》中的《读易之法》开首，朱子门人便载乃师教诲：“《易》，不可易读！”（第1657页）[3］治《易》何以面临如此困境？

　　朱子认为形成治《易》之难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解读者杜撰见识之过。朱子警谕门人道：“某尝谓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今人才理会二书，便入于凿。”（第1659页）[3］要想减缓治《易》的难度，首先须要消弭由于治《易》者杜撰见识所带来的对《易》道的遮蔽。为此，朱子力倡“虚心”学《易》。当门人问如何读《易》时，他说：“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其他书亦然。”（第1660页）[3］ “虚心求义”，道出了不仅治《易》而且治任何书的要诀，舍此则难谈客观同情的了解，自然也无法更好地窥见书中之奥义。

一般说来，每个治《易》者都想忠实《易》书本义，皆欲像圣人一般深见《易》道之无穷。然《易》书的特殊性，尤其是由于《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得不到正视，使解读《易》书难免杜撰见识，以致契会《易》道难上加难。朱子说：“《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截功夫。”（第1626页）[3］在他看来，《易》书绝对不单纯是一本说理的书，认为：“若是把做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相反，如果只是作为说理的书，“便只是秀才用得”（第1625页）[3］。在朱子眼中，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都背离了“《易》为卜筮之书”的本义来治《周易》，从而为治《易》增添了难度。他说：“此书（《易》）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今其法已不传。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难读。”（第3102页）[5］《伊川易传》是程颐毕生唯一著述，理学家都非常重视此书，朱子也屡屡称赞。但朱子又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第1653页）[3］认为程颐这种治《易》方式未能扣住《易》经本义，所以实际上不能说其在“解《易》”。所以说：“《程易》所以推说得无穷，然非《易》本义也。”（第1695页）[3］对程颐这种偏离《易》之本义来诠释《易》书的路数，朱子论曰：“记得有人问程子，胡安定以乾九四爻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说极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第1694页）[3］认为程颐因为不能契会《易》之本义，虽反对将三百八十四爻解读成三百八十四件事，但其解《易》“却又拘了”，“依旧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第1625页）[3］。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