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力图兼融程《传》、邵《易》，他就必须回答为什么要象数义理并重？这样做有何依据？魏了翁从《周易》经传本身作了回答。他说：“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经所以言天道人事之异。义理、象数则学者之自异也，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4］(卷102《问六经疑》)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三代易名》，“《连山》、《归藏》代号，《周易》亦取岐阳名”［6］(卷首《序》)，这就是三代正朔之殊。而孔颖达称：“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7］(卷4《咸卦》)（按：《周易要义》卷4上有《上经天道下经人道恐不可分》，又《上下经序卦系辞已分》、《天地各卦夫妇共卦明人物始于相感》均采自《正义》，卷10《易备三才谓上下经分天道人事者非》采自王弼《略例》。结合该文，魏了翁意当仍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不赞同韩康伯上下经均言天道人事之说。）既然《周易》本身如此，则义理象数本非经典所限，而是后代学者的分属判定。所谓“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是说《周易》中所言“刚柔往来”就是谈论卦变的，亦即象数本含于《周易》本身。另一方面，《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8］（第1704页），既有伏羲《易》，又有文王、周公之《易》，还有孔子之《易》，魏了翁称朱熹言“邵明羲画，程演周经”（按：此语源出朱熹《易五赞·原象》，赞文中历述伏羲画卦，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传《十翼》。其后称：“遭秦弗烬，及宋而明。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尽理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85，页4379-4380，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既然他们各得其一，理解《周易》就当合伏羲《易》与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为一体。他特别强调不明邵《易》，就不可理解《易学启蒙》与《周易本义》之作，其用意正在于此。魏了翁还专门就《系辞》、《彖传》本身为程、邵之《易》找根据。他说：

　　《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４］（卷35《答周晦叔应辰》）

　　如此，合程、邵而一，其实就是就《周易》本身作解释，并非外加于经典。

　　魏了翁又从理、气、象数的关系论证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并将其作为判定论《易》者是否可取的标准。他说：“阴阳五行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气聚而有形，则象与数所由出。先贤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然则治乱安能逃乎数？予所取于张君者，正以其论数而不遗理耳。”［４］（卷86《故知辰州大夫张君墓志铭》）魏了翁坚持理先气后，象数由气而出，在数、理上虽偏爱象数，但绝不遗弃义理。

　　在具体操作上，魏了翁主张做扎实的工夫，即认真疏理、寻绎诸家易学著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义理、象数乃至名物度数一一都不放过，字字均须钻求。他指导士子读易学诸书说：“每卦分作两三日看，先从王《注》、程《传》读起，且令文义分明，如游、杨、吕、谢诸儒所以辅程者，固不可废，而横渠之奥涩、康节之图数、汉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论象占，皆字字钻求。”［４］（卷36《答真侍郎》）魏了翁曾在谪居靖州期间编纂《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书。前者摘录孔颖达《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王弼《周易略例》及陆德明《经典释文》而成，每卦注以八宫世数，流传至今。后者摘录宋代十七家《易》著而成。这十七家包括：“周子、邵子、二程子、横渠张子，程门诸大儒吕蓝田、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广平、朱汉上、刘屏山，至朱子、张宣公、吕成公，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子秀岩心传。”［２］（《中篇》）《周易集义》一书现已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大易集义》宋刻清抄配本六十四卷，即此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宋刻本（卷六至十、二十四至三十六配清抄本），三十二册。十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页２２，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还著有：“《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明刻本，存三十六卷（十至二十八，三十一至五十，六十四）。”藏于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页５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中国丛书综录》未收录《周易集义》一书。〖ＺＷ）〗。可以看出，《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书真实地反映出魏了翁象数义理兼重的治《易》特色。

二、性善之义具于《易》

　　魏了翁认为：“大抵性善之义具于《易》。”［４］（卷33《答滕景重处厚》）周敦颐在《通书》中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略启其端，邵雍先后天易说又进一步“发明事心践形之义”。魏了翁潜心研究先天图说，于此亦有所发明。他谦虚地对真德秀说：“先天图说，旧虽留意，……所谓长子代父，长女代母，有邵氏、张氏行成、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少顷自见得一二，方以禀布。比赵立夫来求《率性堂记》，亦以《易》为性善之证，谩录呈。”［４］（卷36《答真侍郎德秀》）无所发明者，魏了翁自以先儒之说为是，不加剿说，而于己所发明者录呈以供探讨。他对袁申儒也如是说：“惟明有内外之说，即是先儒旧传，特少有人拈出。”［４］（卷35《答袁提刑申儒》）

《率性堂记》即魏氏所作《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４］(卷48)。在该文中，魏了翁详细论述了“性善之义具于《易》”这一观点。首先，大本要道以性为先。魏了翁考察《尚书》，发现成汤告民于亳称民有常性（《尚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周武王在孟津誓师，称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二者都是讲人性的，而讲述时间均在立国之初，自然是“群言之首”，最为紧要，所以大本要道再没有比性更为重要的。其次，《周易》为圣人开物济民之书，其间反复阐发性命之理，则《易》之大本要道尤以性为先。《乾卦》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坤卦》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万事万物“各正性命”都取资于“元”。《乾·文言》言“元者善之长也”，在“元亨利贞”四德之中，“元”居其首，为四德之宗。所以，《周易》于开卷之初，在《乾》《坤》中就发明了性善之义。除此之外，《系辞》也反复申述性善之理。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犹曰是理也，行乎气之先，而人得之以为性云耳”［４］(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又有“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此“又示人以知礼成性，道义皆由此出也”［４］(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而终篇则称“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综合《周易》言性命的情况，魏了翁得出《易》之为书，其大本要道无先于性善之义者的结论。他认为子思作《中庸》，其开篇所言性道教就是撮《易》、《书》之要而言之者，其旨即《易》、《汤诰》、《泰誓》之旨。

魏了翁又从先后天易说中为性命之教、性善之义找到了修身立命、行以为功的方案。他认为《周易·系辞》为先天易而发者非一。先天易为性之体。在先天易中，乾、兑、离、震居左，巽、坎、艮、坤居右。乾南坤北的位置就确定了上下之分，而离东坎西分列左右，“此天地阴阳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禀是气，是所谓性之体也”［４］(卷33《答滕景重处厚》)。后天易为性之用。文王后天八卦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次序排列。此时坎、离居南北之正位，而“位天地而命万物者莫不本诸此”［４］( 卷33《答滕景重处厚》)，所以为性之用。乾坤为父母卦，坎离为中男中女，为子女卦。《说卦》称：“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坎离由乾坤而来，阳代表刚明，据此魏了翁指出：“坤之正位变乾为离，明见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则顺以养之；乾之正位变坤为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维心亨’，则刚以行之。”［４］(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乾中爻变为坤阴，是为离，离中一阴为坤之正位。此时，阳爻在外，故明见乎外，亦即“坤道之光而为离，故离火外明，以明来自外也”［４］(卷33《答滕景重处厚》)。《离》卦辞称“畜牝牛吉”，牝牛即母牛，以顺为义，所以要顺以养之。坤中爻变为乾阳，是为坎，坎中一阳为乾之正位。此时，阳爻在中，故明根乎中，亦即“乾元之精而为坎，故坎水内明，以明根乎中也”［４］(卷33《答滕景重处厚》)。《坎》卦辞称“有孚维心亨”，《彖传》即说“维心亨，乃以刚中也”，所以要刚以行之。综此，魏了翁得出结论：“夫惟位在德元，而养之以顺，行之以刚，清明在躬，不役于物。此尽心知性之极功也。”［４］（卷48《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