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反思启蒙理念、进行文明对话、构建全球伦理外，他还对文化中国、多元现代化诸多前沿性的问题作了深入探究，提出了许多创发性的观点和论断。读完之后令人颇受启发，也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写的《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话：“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学者的存在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社会的事，学者是为社会而存在，社会的使命就是学者的使命。杜维明就是为社会而存在的人，为儒学而存在的人。一次直肠息肉手术之前，他竟然想到如果一命呜呼，墓碑上是写“一个在美国进行儒学思考的从业员”还是写“现代新儒家”？（第26页）这件事情本身反映出在他的潜意识层儒学对他的生命意义。可惜，在目前的学术界像杜维明这样的人太少了。总之，在认真读完胡治洪的《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后，感觉他对杜维明思想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全面性。研究内容涉及杜维明思想的全部，有哲学本体论、宇宙论，认知方式、道德形上、人学思想、政治理论、儒学的宗教性、启蒙理念、工具理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女性主义、生态环保、文化中国、多元现代化、文明对话、全球伦理等各个方面。二是系统性。即研究不仅有杜氏业已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而且有他早年的读书笔记、老师的讲课大纲以及个人的日记等，可谓资料系统详实。三是深刻性。他有幸去杜维明身边工作学习，使之能真切感受杜氏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为学问道，从而为其掘井及泉式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本人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四是前沿性。由于杜氏思考问题的前沿性，所以也使得他在研究杜氏思想时而走到了新儒学研究的前沿。人们据之可以“了解当今世界学术界儒学讨论的前沿课题，以及国际学术界与儒学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最新发展”（陈来语，见书后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