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当尊敬他人，自爱也当爱人如己。由自爱推出爱他人不言而喻地是必须以相信我与他人的生命拥有共同本质为前提的，否则血缘的扩展也就扩展不出去，这是相当一部分陷入“小人儒”境界的中国人何以极端自私并且对他人冷漠的哲学原因；

从盲从冲动型向科学理性型转变：知识和学习教育是使生命觉悟的梯子，灵修实质上是寻求生命能量合宜出口（义路）的理性过程。《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意思是生命觉悟和具体丰富的学习都不可以偏废。仅仅埋头具体学术技艺而忽略生命觉醒则往往不懂得爱，而仅仅空谈生命觉悟却无真才实学则又不能去爱。

人格现代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决不可能是一个奴性十足的民族。一个懂得爱他人的人首先肯定是一个对于自己生命觉醒的人。老子《道德经》曰：贵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爱以身治天下可以托天下。

在学理上，不仅是两千年来的传统基督教神学一直压抑着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即使是两千年来的传统儒学，也一样不能够无皱褶地开出通向人格现代化的坦途。两千年间中国真有内圣外王吗？从前所述可见，汉代迄今的所有儒学包括现代新儒学在内，都没有在先秦儒学方向上真正地接续发展而是走入迷途，并非是众多学者所谓的外王弱内圣强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最为放心的最高明的“内圣”体系在我看来也大成问题，更不必说“外王”体系的异化了。既然我们观察到这个文化事实：外王德治理想完全依赖法天尚德之内圣信仰的儒家不等内圣信仰中的君权民权二元神圣观念在历史中明晰为制度就丢掉了维系内圣追求的关键内核——人格上帝信仰，从而留下了两千年来的巨大的外王漏洞，那么显而易见，我们补上儒家外王体系的漏洞的着手处无疑应当是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儒生）心中恢复先秦原儒的内圣体系里的关键内核——爱民、尚德、无逸有为的人格上帝信仰。但是我们是否需要像当今时代某些儒士们所主张的那样在体制上恢复中国儒教呢？而且我们凭什么能够让现代儒生们相信《尚书》里的上帝真是值得追求值得仰望的不是压抑人类的而是鼓舞人类生命张扬的上帝呢？凭什么能够保证现代儒生们在接触了《尚书》里的上帝观念之后不会再像汉代儒生们那样扭曲和抛弃呢？

根据《尚书》记载，在东方的中国，儒家从远古时期开始基本上就是政教合一的存在。儒教教士集团就是国家政治权力集团组成部分，这种体制化的儒教形式在1911年最终同皇帝一起走下神坛。这体制化的儒教形式的大致消亡，决定了现代新儒家的真正出路必然在于文化空间而非政治空间，即使作用于政治，也肯定是通过文化理念的干预而非重新走政教合一之路。无论新儒家发展到多少代多少期。学术界还应当高度注意到这个文化事实：在传统儒教的体制化权威淡去的同时，基督教的体制化的权威也在日益淡去。而耶稣的人格形象却几乎不受这种历史趋势的影响，反而日益广为世人所认识。儒学借鉴基督教文化的时候，这一点决不可忽视，尤其要高度关注不与体制化教会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那么，基督教的淡化体制权威的人文主义出路和儒教的文化出路有无可能在中国汇合为一条适宜大部分知识分子行走的心灵坦途呢？

儒家如今正因为脱离了国家政治权力故在学术层面反而是空前自由的了，可以随意选择新的食粮。如果儒学指望在文化之路上复兴，成为中国人现世精神生活中愿意倾听的一个动人声音，那么它首先需要反省一下自己究竟何以病弱到如今地步。儒学本身就是入世的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个血性男儿没有这样的理想？“仁、义、礼、智、信”赋予时代内涵后难道不好吗？而“格物至知”又怎么不可以转化为认真探索世界本源的科学精神？“大同世界”又怎么没有体现人类平等互爱的终极善愿？福利社会、和谐社会与此儒学理想又有何异？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思想精华。但是儒家的这些思想精华，在两千年间其实只是一面悬挂在空中的旌旗而已，只是良知的“善端”而已，是尚未实践的思想，尚未结果的花瓣：

1、传统儒家“内圣”体系相当模糊和软弱，因而十分容易被异化。

传统儒学显而易见的首要缺憾是，在人性“良心”内在证据之外缺少一个证明儒学宣讲之真理性的外在有力见证，缺少一个能够诉诸神圣本体的足以栓系人类生命价值理念的坚固的价值桩，即缺少追求之实践之的足以统摄人类生命抓住人类心灵的强大精神动力，缺少永恒言说。即使有三不朽之说也需要有人来证明立德立功究竟和永生有关。孔子显然没有明确拿出仁义道德和永生的关系凭据，他只是凭借人人具有的神性良知而教导他人并且自己也努力追求而已，真理不是仅仅靠卓越的教导就可以最终建立起来的。孔子他可以是我的道德教师，但是不可以做我的生命主宰。所以我要提倡“以孔子为师，以耶稣为主”。这就突显了围绕着“真理见证论”而展开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独特价值。

今天人类日日围绕却常常视而不见的最基本的价值轴心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生命吗？一个连永恒生命都不懂得渴望的人无异于懵懂的动物般的生存，对于一个不追求满有盼望地活着的人，道德和信仰都是多余的。所以这个关乎今生和永生的价值标尺必须稳如磐石地树立起来：一切道德讨论都应当围绕着人类生命而展开，秩序、国家、文化、风俗等等都应当为此让路。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如果离开生命又有何意义呢？就像耶稣所言，赚得全世界若赔上生命又有何益处呢？就像王阳明所言，世界再美好若无人类生命谁来欣赏其美好呢？如果轻易地否定一个人的生命就可能否定众人的生命，最终就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否定自我毁灭。如果没有把“尊重生命”上升为神圣层面的信仰，良知就容易泯灭，仁义道德在这情形下极其容易被抛弃。比如2004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杀人案，根据周围众人反映，你不能不说马加爵原来是个有良知的好学生，但是当环境逼迫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寻找到不放弃良心的理由。在看守所里他才说出“有信念的人是快乐的”。人类良心如果能够正常展现出来而非被扼杀埋葬，必需信仰的保护，而且这个信仰还必须直接指向生命才能够统摄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实际地对于良心起到扶持作用。所以在《神学的觉悟》一书里我才会讲出这段话：

“良心不是神秘得完全不可理解的凭空存在，良心内核是对生命的肯定，良心的外层紧密包裹乃是信仰的结晶体，良心通过信仰而呈现，良心以信仰为肌肤，合宜的信仰可以使良心更加明敏、可以确立良心的神圣感，不合宜的信仰也可以使良心窒息。意识到良心的肌肤是神圣信仰，这就不难理解人类良心观念在文明史中的传播，最主要地是依托着世界各大宗教的信仰。”“如果说信仰是良心的肌肤，那么无庸置疑，人类的良知在“利而不害”的精神核心外还穿着肥大的社会历史的外衣。一些具体的道德规条在古代社会被看作体现了正义精神然而今天却可能被视为邪恶。”

那么，信仰直接指向的生命究竟是现世生命还是彼岸世界的生命？生命的意义在今生今世还是来生来世？按照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在现世充分展开充分发光的生命才可以具有永恒价值，获得永生资格。故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是兼顾今生和永生的信仰，不是否定今生价值今生幸福的出世主义也不是仅仅追求现世今生个人幸福而不顾他人死活的及时行乐、末路狂欢的享乐主义。因为《圣经》宣告：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章11节）也就是说，人类的神性生命天然地追求永恒，人生本能地追求永生，“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事实上，我们的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把今生和永生统一起来的生命信仰才可以让我们安心地生活，才可以让我们既不至于成为疯长而不结实的麦苗又不至于成为永远不播下土里最终朽烂掉的种子。

若没有对于今生的肯定又同时赋予我们彼岸永恒生命的盼望，若现世生命的充分展开充分发光与永恒生命的相挂钩不是真理，那么，我们真地要问一问了：人为什么要修养自己呢？善恶的世间结局就是善恶的最终结局？那么尼采所说的道德属于弱者，强者不需要道德庇护之类的话就会成为真理了，无情地伤害他人的生命就是正义了，因为强者的拳头就是真理的立法者。离开耶稣的见证，则在《中庸》一文里的那个“中”和那个“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会堕入茫茫迷雾中或者仅仅会从温良恭俭让之秩序角度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