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制举对策，放论时政，颇有民主意味，而实际其许可对现实政治展开批评的程度是很有限，是否准允批评时政、能够批评到什么程度，均以统冶者现实政冶利盖需求为准的，这里非但无民主可言，更且只是在彰显专制。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皇浦湜、牛僧孺、李宗闵所上策论皆放言攻击权贵，然因之而获罪被放出关外，考试官亦遭贬黜。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刘蒉对策集中揭发宦官专横，指出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尽管“其所对策大行于时”（31），但考官虽赞叹其所沦，却因不敢得罪权阉而弃置不录，故而未能中第。《通鉴》卷二四三记此事道：“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贤良方正昌平刘蒉对策极言其祸。……（闰三月）甲午，贤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蒉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天宝六年（747年）的制举则生动反映出权倾一时的奸相李林甫因忌策论放言斥政而触犯自身利益，因而玩弄阴谋，造成“野无遗贤”的假象。《元次山集》卷四《喻友》记：

天宝丁亥（六载）中，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相国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鄙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叹。”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遂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

《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六载正月”亦记此事道：“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鄙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命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与元结一样应此科试而同遭落第厄运的杜甫，对李林甫玩弄的阴谋很是愤慨，故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特地指责道：“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在这种情势下，不少应举者为求一第而放弃儒学精神，不放言批评时政，其对策不过敷衍成文，颂多于谏。在刘蒉对策的那一科，“被选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龊常务”，但皆“得优调”。（32）司马光《论选举状》所说“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33）的情况在唐代实已普遍存在。并且，名义上制举为天子亲试，而实际上取舍之权仍操于少数大臣之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三《选举考六·贤良方正》就牛僧孺、刘蒉事件而议论道：“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览之，升黜之权当一出于上。……唐之制科，则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辈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蒉所陈尤为忠愤鲠直，则自丞相以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进士科是唐代出现的新生事物，而“进士”则是一个古旧名词（34），唐制科举以进士科取士则已完全赋予这老名词以新的含义了。武德四年（622年）诏定进士为选士科目之一，明年将各州所举试取，从此，作为科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进士考试为唐王朝网罗存较高文化修养并具番一定政治头脑的士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始只是与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相並列而作为岁举常贡之一的进士科，其地位不久就超过其它科目。它在整个唐代的科举试中名声最响。高宗、武后时，进士登第已为士大夫官僚称羡。当时名相薛元超对其亲知叹谓：“吾才才，富贵过分，然生平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摧第，不得娶王姓女，不得修国史。”（35）中唐诗人姚合赞曰：“蹇钝无大计，醒嗜进士名。……春榜四散飞，数日通八纮。……”（36）新乐府诗人张籍亦有类似诗句：“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37）唐末五代人王定保则说：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养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8）

将文人儒士所能够具备的道德修养、文武才能、经济方策、智谋度量等等均加于进士身上，这显系夸张，但进士科在有唐一代科举取士中占有重要地位确是事实，诚如清人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序》所说：“至唐而科目之多为最，其中以登进士科为清班，与其选者莫不引为光耀。”

进士科的考试办法与具体项目几经变易，《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说：“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即进士、明经）並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大体说来，唐初六十年进士科只行试策（贞观八年所加试只是从经史书各一部中出题，考问经史大义，实仍属试策），到高宗调露二年（680年）因刘思立奏请才像明经科一样要考帖经，从而强化了对应试者儒学修养的考查。自武则天实际掌权的高宗后期始，进士科需经帖经、杂文、策文三场考试，此遂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帖经”试已如前介绍明经科时所述，而所谓“杂文”试则如徐松《登科记考》卷一所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至于“策文”试，本应以当世之务为主要内容，但就像制举科一样，在实际运行中，更多出现的是一些堆彻辞藻，唯知称颂当今圣朝的内容，愈益远离实际，不敢陈当务之急了。

依唐制，进士科三场试，每场定去留，如《旧唐书》卷九十三《韦陟传》载涉于开元时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奏言：“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故建议每场定去留。唐前期，进士科三场考试的次序是先帖经、次杂文、最后试策，中唐及其后则变为先诗赋、次帖经、最后试策。这表明在前期唐朝廷尤为尊重儒家经典，而中期及其后诗赋水平的考查在进士科中所占地位日益高了起来，而这也是促成唐诗繁盛的一个重大原因。为什么诗赋试会位居首场了呢？《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记曰：“（大和八年）十月，礼部奏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更改，旋即仍旧，盖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明人胡震亨亦云：“唐进士重诗赋者，以策论堆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虽知为文华少实，舍是益汗漫无守耳。”（39）就是说，诗赋有格律声韵，可以成为一定的、易于掌握的客观依据。

诗赋试亦能与儒学相联系。如贞元十六年（800年）赋题“以‘君子之所慎焉’为韵，依次韵，限三百五十字以上成”，白居易因成《省试性习相远近赋》，谓：“噫！下自人，上达君；德以慎立，而性以习分。习则生常，将俾乎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原夫性相近者，岂不以有教无类？其归于一挨；习相远者，岂不以殊途异致？乃差于千里。昏明波注，导为愚智之源；邪正歧分，开成理乱之轨。安得不循其本，谋其始；观所恒，察所以？考成败而取舍，审臧否而行止。彼流遁者及迷涂于骚人，积习者遵要道于君子。且夫德莫德于老氏，乃曰道是从矣；圣莫圣于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则知德在修身，将见素而抱朴；圣由志学，必切问而近思。在乎积艺业于黍累，慎言行于毫厘。故得其门，志弥笃兮，性弥近兮。由其经，习愈精兮，道愈远尔。其旨可显，其义可举。勿谓习之近，徇迹而相背重阻；勿谓性之远，反真而相相去几许。亦犹一源派别，随混澄而或浊或清；一气脉分，任吹熙而为寒为暑。是以君子稽古于时习之初，辨惑于成性之所。然则性者中之和，习者外之徇。中和思于驯致，外徇戒于妄进。非所习而习则性伤，得所习而习则性顺。故圣与狂，由乎念与罔念；福与祸，在乎慎与不慎。慎之义，莫匪乎率道为本，见善而迁。观炯诚于既往，审进退于未然。故得之则至性大同，若水济火也；失之则众心不等，犹面如面焉。诚哉！性习之说，吾将次为教先。”（40）这篇赋文，将“君子之所慎焉”六字分别依次列于句末为韵，而其文章的结构颇类于明清二代的八股文，由此当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