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儒生来说，应明经科试并不容易。《韩昌黎全集》卷四《赠张童子序》云：“二经章句仅（按：‘仅’作‘几及’解）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由是举者或远至十余年然后与乎三千之数，而升于礼部矣；又或运乎十余年然后与乎二百之数，而进于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同书同卷《送牛湛序》曰：“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其为业也勤矣。”

明经科出身者经吏部试合格，多被选授为县丞、县尉、县令或者州县的参军、主簿之类，即普遍担任州县地方基层官员。《陈子昂集》卷五《临邛县封君遗爱碑》：“以明经擢第，解褐守恒州参军。”《王右亟集》卷二十三《故右豹韬卫长史赐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以制贡明经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全唐文》卷五二一梁肃《郑州新郑县尉皇甫君墓志铭》：“弱冠以明经登科，始长安丞，又转新郑尉。”《昆陵集》卷十一独孤及《唐故尚书库部郎中荥阳郑公（宠）墓志铭》：“二十举明经高第，解褐邺尉。”《韩昌黎文集》卷六《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以明经选，主虢之弘农簿。”《柳宗元集》卷十《邕州李公墓志铭》：“公始以通经入崇文馆，登有司第，选同州参军。”《刘禹锡集》卷二《彭阳侯令孤氏先庙碑》：“以明经登上第，调补安县主簿。”《白居易集》卷四十六《襄州别驾府君事状》：“天宝末，明经出身，解褐授萧山县尉。”《李文公集》卷十《皇祖实录》：“明经出身，初授卫州参军。”如此等等，难以尽举。尽管也有像元稹明经登第后，经吏郭试书判拔萃得高第，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也有《樊川文集》卷八《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所说的“以明经取第，为太常寺奉礼郎”的情况，但这些都是个别的，大部分举明经者都被分配到各地州县任基层官职。以勤苦读经而幸举明经，而任职于地方州县，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基本职责，故而在唐代公私文书中都有一些劝奖明经的材料，如睿宗时（710一712年）《申劝礼俗敕》说：“县令字人之本，明经为政之先。不稍优择，无以劝奖。”25担任过科试主考官的顾少连认为：“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26）不过，或许正由于明经科出身者多长期沉没下僚，这就被一些位高权重的儒士大夫讥斥为不过胥吏之职而已，故而很被相当部分文人轻视，晚唐康骈《剧谈录》卷下所记元稹于明经及第后去拜访李贺而不仅遭拒，还蒙李贺“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的羞辱。

尽管武德即已行制举，但比较详尽记载唐代制举科目仍是从贞观十一年（637年）开始的。《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一》记曰：“唐太宗贞十一年四月诏：其有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间所推者，举选洛阳官。”十五年（641年）的诏书说：“令天下士庶人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谦洁正直、习以经国佐时，或孝梯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励风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并、才足著述，並宜荐举，具以名闻。”此外又记高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六月即位，九月下诏道：“其有经明行修、谈讲精熟，具此师严、才堪教育者，志节高妙、造用清通、博闻强记、终堪乡辅者，游情文藻、下笔成章、援心处事、端平可纪者，疾恶扬善、依忠履义、执持典宪、终始不移者，京师长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举二人，中下州刺史各举一人。”由上述诸则资料可知：（一）制举的历史因袭性很大，其渊源当可直接上溯到汉代的诏举。（二）就唐代而应，制举有个发展过程，大体说来，高祖、太宗两朝是从沿袭传统到衍变为有唐代自身特色的发展时期，到高宗初就与进士、明经科一样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一部分，被列为定科了。（三）制举所取人才颇为宽泛，而以能够发挥其实际灶会作用为主。

不同于进士、明经诸科，制举考试科目与时间均不固定，此即《新唐书·选举志》所说：“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当然，所谓“临时所欲”也并非完全出于皇帝个人的灵机一动，而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做出决定和按排，故而制举与现实政冶的联系十分密切。

《新唐书·选举志》说制举是“天子自诏”，《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则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就是说，制举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十府荐举前来京都应试，虽然阅文试官仍由朝廷委派，但名义上则是天子亲试，故而不反所出试题用天子口气，而且考试时“天子亲临观之”，有时天子甚至还亲自阅卷。这就使制举考试又被称为殿试或廷试，而应制举试者自称为“应制举人”，登科者则被称为“天子门生”。唯其如此，考试时礼遇颇为隆重，试前先由皇帝赐食，食讫方才就试。元稹《自述》回忆其贞元十九年（803年）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时的情形道：“廷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亳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若将应明经、进士试者所受的屈辱和辛酸情景与此相比，实有天壤之别，难怪有不屑于应进士、明经“常调”，而去应制考试。

制举待非常之才。如何才能达到这目的？由于制举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故其虽然也有注重儒学修养方面的科目，但更强调的是实际才能。这样，主试者多通过策问引导举人申述政见，应试者亦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其对时政的看法，前者是要发现人才，并藉以了解舆情，改革弊政，后者则是要展露自己的才能。诸多科目皆需考到与时政相关的内容，其中尤以所谓“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最能体现出制举应诏直言的特点。张说在武后永昌元年（689年）应“词标文苑”科，所对策文说：“窃见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为明、以苛为察，以利下为利、以附上为诚。”又说：“刑在必澄，不在必惨；政在必信，不在必苛。”甚至说：“陛下日昃虽勤，守宰风化多缺。臣以为将行美政，必先择人。失政谓之虐人，失人谓之伤政，舍人为政，虽勤何为？”（27）不仅对武则天任用酷吏予以指责，而且对武则天本人亦有所批评。特别是中唐以后，政治日益腐败，举子们的对策愈益直言其事，对朝适弊政的抨击更为严厉。如长庆元年（821年）沈亚之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文中说：“伏读睿问，周视圣旨，见陛下思天灾之病也，臣愚以为皆由尚书六曹之本坏而致乎然也。今请统而条陈之。睿问‘有念人俗之凋讹，及于卒乘之数，货币乙资’，臣请以今户部、兵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思才周于文武，本固在于士农’，臣请以今礼部、工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欲以辨行之真伪’，臣请以吏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朝廷之缺’，臣请以刑部之失举之。”（28）指出朝廷政事的各种缺失均由于尚书各部“之本坏而致乎然”，这就实际上全部否定了当时行政系统的政绩，虽未明言帝王过失，但读此自然致想到造成这种局面，帝王亦难辞其咎。这样的策论显然体现了儒者真精神，同时又强化了儒学影响或制衡现实政治的功能。既然制举科试每每涉及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务，故应试者欲谋高策即须穷究当代之事。白居易自谓：“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刺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29）元稹后来回忆与白居易应制举时的情景也说：“予与乐天，指病危言，不顾成败，意在决求高第。”（30）可见，要想求得高第，就不仔要“揣摩当代之事”，而且要敢于“指病危言”，至于辞直的策文则是应试者的榜样。

乍看起来，制举对策，放论时政，颇有民主意味，而实际其许可对现实政治展开批评的程度是很有限，是否准允批评时政、能够批评到什么程度，均以统冶者现实政冶利盖需求为准的，这里非但无民主可言，更且只是在彰显专制。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皇浦湜、牛僧孺、李宗闵所上策论皆放言攻击权贵，然因之而获罪被放出关外，考试官亦遭贬黜。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刘蒉对策集中揭发宦官专横，指出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四海将乱。”尽管“其所对策大行于时”（31），但考官虽赞叹其所沦，却因不敢得罪权阉而弃置不录，故而未能中第。《通鉴》卷二四三记此事道：“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贤良方正昌平刘蒉对策极言其祸。……（闰三月）甲午，贤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蒉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天宝六年（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