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经文若从注疏看，皆有依据。名为“九经”，其实为“十二经”，共二百二十八卷，六十三万二千零五十二字。“开成石经”的刻立，堪称隋唐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清人皮锡瑞谓：“汉熹平五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15）然而，此时已到唐代末期，儒学随着唐代社会日趋衰落而如江河日下，文宗等的崇儒措施无力挽救儒学颓势，难以重干见唐前期儒雅之盛况了。

在隋、唐时期，杂采与调和儒、道、释不仅是统治皆所为，而且也是风靡海内的社会时尚。隋、唐之际儒者王通就主张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16）；辛彦之亦“崇信佛、道”（17）。以敢于谏诤而著称于史的唐代儒臣魏征，少为道士；儒者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李玄植“与方士、浮屠讲说”；张士衡则以儒家的忠孝之义诠释佛教“因果报应”说。（18）《新唐书·儒林传》载张士衡答太子承乾问曰：

事佛在清静仁恕尔，如贪怵骄虐，虽倾财事之，无损于祸。且善恶必报，若影赴形，圣人之言备矣。为君仁，为臣忠，为子孝，则福祚永；反是，而殃祸至矣！

还有名儒韩愈、李翱虽主张排佛，却也深受佛学薰染。此外，儒皆柳宗元出入于儒、佛、道，被后人称为“儒、释兼道，道学纯备”（19）；释门玄奘法师则少时为儒，“引文论难，非道则儒”（20）。诗人白居易亦兼综儒、释、道。可以说，调和儒、释、道既是隋、唐统治者所实施的文化政策，也是其时社会思潮的主调。儒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问题遂成为这时期儒学面临着的时代课题。

尽管隋、唐二代统治者兼综儒、释、道，但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还是儒家学说。科举制度的确定就奠定了儒学在隋、唐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

科举制度形成于隋代。隋炀帝开创了通过考试来选拨进士科和文明科人才的制度，《旧唐书·杨官传》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寸犹试策而已。”

《通志·选举略一》云：“炀帝始建进士科，……唐人贡士之法，多循隋制。”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在科举取士方面，唐代因袭隋制而大为发展、完善。科举考试的内容在唐代屡有变化，但概括地讲来，唐代科举的名目“首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首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其规模与内容无疑都要比隋代复杂许多。而在这些科目中，大多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和评判依据。兹对诸科目中地位比较重要，对其时士人生活有较大影响，且又与儒学和儒学发展关系最大的明经科、制科和进士科绍论于下。

就现有材料看，以“明经”为取士任官的名目始于汉代。《玉海》卷一一四有《汉明经》一节，谓：“章帝元和二年五月戊申，令郡国举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质帝本初四年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又引《前汉书》，孔安国、平当、贡禹、夏侯胜、张禹並以明经为博士；《后汉书》则记袁良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可见，在汉代察举制度下就已有“明经”之名。至于隋，无论文帝成炀帝，皆有明经举，如《旧唐书·孔颖达传》：“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资冶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载有“明经刘兰成”，胡三省注曰：“刘兰成盖尝应明经科，因称之。《新唐书·（选举）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则明经科起于隋也。”徐松《登科记科》注意到这材料，故赞成胡氏之说，并补充道：“其时唐未贡举，是隋亦有明经矣。”不过，隋朝的明经究竟是属于科举制度、还是察举制度，因受史料之限，尚不能作出回答。

早在“函夏既清，干戈渐戢”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就已举科举制度的明经了。《唐摭言》卷十五《杂记》载：“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孝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同书卷一《统序科第》略记此事后明谓：“斯我唐贡士之始也。”此后有唐历朝均举明经，直至唐末哀帝时还下诏重申：“国子监、河南府所试明经，並依准常例解送礼部。”（21）

明经试的重要特点是要求应举者熟读并能背诵儒家经典及其注疏。《新唐书·选举志》记：“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考时务策三道。”三场考试中“帖文”和“口试”直接考察应试者对儒纵其注疏了解掌握的情况。第一场“帖文”，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填充，《通典》卷十五《选乡三》对之释曰：“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亚得六者为通。”唐代规定经书分大、中、小三种，如《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谷梁》为“小经”。这大、中、小经显然是以其篇幅多寡来区分确定的。明经科中又有通二经、三经、五经之分。所谓通二经就是大经、小经各一，或者中经二；通三经就是大、中、小三经各一；通五经的，需大经皆通，其他各一。《论语》、《孝经》则无论是通二经、三经、五经，都需考试的。“帖文”乃明经科考试的关键，故其难度颇大，“至有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举子们的对付办法则是揣摩考官心理，把一些孤绝幽隐的文句编为诗赋加以诵习，“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22）又，《通鉴·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载杨绾议科举改革，云：“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胡三省注谓：“帖括者，举人应试帖，遂括饭粹会为一书，相传习诵之，谓之帖括。”第二场“口试”，经问大义十条。《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员外郎》记叙明经试于第一场试帖文后接着说：“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周礼》、《左氏》、《礼记》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皆录经问及注意为问，其答者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这里说的“试策”是指《周礼》等各经书的答问经义，而非另写策问。天宝时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有“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的话，“墨策”也就是用文字而不是用口试答问经义。口试或墨试是如何考测举子经文大义的？《权载之文集》卷四0载有《明经诸经策问七道》，今特录其中的《<春秋>第一问》和《<毛诗>第五问》于下，以见一斑：

问：孔圣属词，丘明同耻，裁成异类，比事系年。居体元之道，已有先传；在获麟之后，尚列余经。岂脱简之难征，复绝笔之云误？子产遗爱也而赂伯石，叔向遗直也而戮叔鱼，吴季札附子臧而吴衰，宋宣公舍与夷而宋乱。陈为鹅鹳，战岂捷于鱼丽；诅以犬鸡，信宁优于牛耳？为予言之。

问：二南之北，六义之宗，以类声歌，以观风俗。列国斯众，何限于十四；陈诗固多，岂止于三百？颂编《鲁颂》，奚异于商周；风有《王风》，何殊于鄘卫？颇疑倒置，未达指归。至若以句命篇，义例非一，瓜瓞取绵绵之状，草虫序嘤嘤之声。斯类则多，不能具举。既传师学，一为起予。企问博依之喻，当纵解颐之辨。

士子怎样作答？唐人未给我们留下这方面详尽资料，而马端临说他曾见到渐江东阳吕氏家塾刊有吕夷简应栦乡举时的试举，内中如：

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曰：“七人某某也。谨对。”

有云：“‘凡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曰：“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鹑之逐鸟雀也。’谨对。”

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盖既禁其挟书，则思索不获者不容臆说故也。

夷简为北宋前期人，去唐古代未远，故而马端临说由其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23）若以之与权德舆知贡举时所拟明经策问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接近于填充式回答，更偏重于记诵之功；而后者则侧重于经问大义，注重于经书内容的前后照应。二者显有下同，但总的看来，明经试的第二场经问大义的考测实际上仍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帖文，这就难怪开元二十五年正月的诏文中要说：“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24）了。

其实，对于儒生来说，应明经科试并不容易。《韩昌黎全集》卷四《赠张童子序》云：“二经章句仅（按：‘仅’作‘几及’解）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由是举者或远至十余年然后与乎三千之数，而升于礼部矣；又或运乎十余年然后与乎二百之数，而进于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